戴维·柯尔门打量了一下三郡医院的建筑群，大概可以肯定没有人会指责盖这座医院的建筑师在表面装修上花多了钱。这是实用主义的设计：清水墙，长方形的墙面、长方形的门窗，这个连续一致的造型只被靠近门道的奠基石打破。奠基石上写着：“一九一八年四月雨果·斯托丁市长阁下奠基。”他一边走上大门口的石阶，一边在想这位长久被人遗忘的市长先生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人。
“好吧，尽管多数情况我们是对的，”皮尔逊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柯尔门的面前，“可是我们不对的时候呢？象这个病例怎么办呢？如果我说是恶性的，露西·葛兰杰就要做截肢手术；没有其他办法。如果我错了，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条腿。如果不截肢，结果是恶性的，她可能活不到两年。”他停住了，然后愤愤地说：“也许截肢也是死，截肢也不见得准能把她救活。”皮尔逊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牵扯到具体病例中去，这是柯尔门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原来，在他的性格中还有这么一个侧面。当然这没有什么坏处。
戴维·柯尔门来到三郡医院的大门口，四下张望了一下。这是一个八月中旬的早晨，八点过几分。天已经热起来了，预示着又是闷热的一天。医院外面，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动静的，除去他自己，只看见一个守门人在用橡皮管子冲刷昨天遗留在前庭的尘土。马路对面，一个中年的护士刚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约摸还有一个来小时，看病的人流才会汇集到这里。
“谢谢，”柯尔门道。
皮尔逊说：“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应该能够得到回信。趁这个空档儿我得和露西·葛兰杰谈谈。”他思索着：“我不想和她讲得很多，就说我们有些疑点，”他盯着柯尔门看了一眼，“我们要征求外边意见来确诊一下。”
父亲爱和病人开玩笑，在谈笑之间就把病给治了。儿子在学病理专业以前，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他小心地、精确地、熟练地给病人治病，比一般好大夫治得还要好一些。作为病理医师，他和病人的关系自然就不一样了，但他的作风并没有变。
他还保持着和和气气的但是坚定的态度，说：“那就给我一张单子，我想我可以签字的。这也是要我到这儿来干的一件事吧。”那个老化验员犹豫了一下。然后，他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叠申请表来，递给了柯尔门。
亚历山大好象还想问个问题，然后又象是改变了主意，没问出来。
给送到化验室的血样多作一种试验的问题，在昨天晚上和班尼斯特吵完嘴以后，本来不打算再提了。上次给皮尔逊提了建议，碰了一鼻子灰，他的记忆犹新。但是，这位新来的大夫看样子和气得多。即使他不同意，大概也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的。于是，他决定不顾一切，还是问问。“是关于我们现在作的血液试验——敏感试验。”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看见班尼斯特站在后边，秃脑袋晃过来晃过去的，注意听着刚才的每一句话。这时，他走过来，很不高兴地对亚历山大发狠说：“你听着！如果又是昨天晚上那件事，你就不用废话了！”柯尔门好奇地问：“昨天晚上你们说什么来着？”班尼斯特没回答这个问题，继续教训着亚历山大。“柯尔门大夫刚到五分钟，我不许你拿那些事情打扰他。那些事没什么可说的！懂吗？”他又转向柯尔门，马上换了一副笑脸。“没什么，是他自己胡思乱想，迷了心窍，大夫。现在请您跟我来吧，我陪您看看咱们组织学化验室的设备。”他用一只手拉着柯尔门的胳臂，想把他拉走。
“你想问点什么吗？”约翰·亚历山大没有立刻说话，然后象拿定了主意似的，说：“是的，大夫，”他说，“我想问您一件事。”亚历山大想，不管会不会惹出乱子来，至少也要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
“我们这里一切试验都是按照皮尔逊大夫的指示作的。”这位老化验员的意思很清楚，照他看来这些讨论都是浪费时间。
使柯尔门敢于斗争还有一个力量源泉。那是超乎其他各种考虑（性格呀，随和呀等等）之外的一种情感，一种决心：他要以一种不妥协的、纯洁的、诚实的、甚至（在目前医疗水平范围内）精确的准则要求自己干好他的医务工作。对于那些不这样要求自己的人，那些讲妥协的、玩弄手段的、偷懒的、不顾一切往上爬的人，柯尔门是嗤之以鼻的。在他从事医务工作这短短几年之内，他看到过这样的人，也接触过这样的人。
“我也是新里士满人，”亚历山大说。“我的妻子也是。”
不只如此。这是衡量一个病理科的工作效率的测量表，它不仅可以为当前的工作服务，而且可以为将来的工作储存知识，使未来的病人从今天的教训中受到益处。一座新医院的病理科把建立病案索引作为优先考虑的工作。
柯尔门耐着性子压了压火。可能会有一天得和这个班尼斯特摊一回牌；这家伙要是老用这种态度对待他可不行。可是第一天刚到，显然还不是时候。
“我们不能出去随便就买化验室物品的，”班尼斯特说。“得办采购的申请手续。”他带着一种“比你高明”的微笑。终归有些事情你们这些新来乍到的哥儿们不懂得吧。
“伊丽莎白差点没死了。他们给她输了血才活过来的。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亚历山大停了一下。他很高兴这个发现，原来遇见了同乡。他接着说：“您哪天晚上有工夫，柯尔门大夫，我妻子一定会很高兴和您见见面的。我们有一套小房间……”他犹豫了，他感到：虽然他们都是新里士满人，他们之间依然有一道社会阶层的鸿沟。
最主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医生和病理医师的资历和能力。欧唐奈说柯尔门是非常合格的医生，这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虽然年青，但他的资历和经验却是许多现任病理医师赶不上的。当然他用不着怕约瑟夫·皮尔逊大夫。他是准备对老头子的年龄和资格表示一点尊重的，但也不能让别人把他看成是完全没有经验的一名新兵啊。
有时候，戴维·柯尔门扪心自问，他估计他这个人无论是干医务或干别的什么行业，大概态度都会是这样的。他猜想这种态度基本上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精益求精和对错误、失败难以容忍的特点。他认为凡是你要做的事，凡是你要去服务的对象，都有权利向你提出最高的要求。也许，这两种感情：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在某种情况下，似乎是矛盾的。他的一个医学院同学在一次向他敬酒时说的一句挖苦他的话也可能正确地总结了他的这些特点：“戴维·柯尔门的心最纯洁了，是用抗菌剂做的。”在走过地下室楼道的时候，他的思想回到了目前，他有一种冲突即将爆发的直觉。
“我知道！”这话是愤愤地说的，但并没有敌对的情绪。柯尔门感到尽管病理科别的事情马马虎虎，可是皮尔逊终归是个很有经验的病理专家，不会对这种诚实的意见分歧有什么想法。此外，他们两人都知道作出这些诊断的依据都是很不充分的。现在皮尔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转过身来，恶狠狠地说道：“这种边缘病例真他妈的捣蛋！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很气人的！得下个决断，可是你自己也知道你可能是错的。”柯尔门平心静气地说：“病理学当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可是我们没有作孔姆斯氏间接试验。”亚历山大冲着班尼斯特投过一个胜利的眼神。“大夫，这里的Rh敏感试验都只作盐水和蛋白两种，根本就没有孔姆斯氏血清。”柯尔门起初认为肯定是亚历山大搞错了。这个年青的技术员显然刚来没多久，肯定是他没搞清楚。可是又感觉刚才他说话时语气非常肯定。于是就问班尼斯特：“真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T先生①，情况多么严重。”斯特朗夫人在称呼她所熟悉的人时总是用姓的第一个字母；她习惯于称呼她自己的丈夫为“S先生”②。
“他当然知道的。”这回班尼斯特露出不高兴的口气了。新来的人总是这样。刚来不到五分钟就开始找麻烦。他原想给这个新大夫一个好印象，结果你瞧，弄成这个样子。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约瑟夫·皮尔逊很快就会把这个人给治住的。真希望他能亲眼看看这个场面。
“也许皮尔逊大夫不知道你们是这样作Rh试验的。”
班尼斯特自鸣得意地说：“您可以随便，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大夫。”
“是这个血敏试验，我妻子的这个，引起的，”亚历山大说。“她是Rh阴性的；我是Rh阳性的。”柯尔门笑了。“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没什么问题——我是说，如果血敏试验结果是阴性的话。”
此刻她那肥硕的身躯把院长办公室内的椅子坐得满满的，正在和院长斗争。
“怎么了？”柯尔门搞不清这个年青的化验员到底要说什么问题了。
“斯特朗夫人，”他坚定地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这你我都清楚。”
这不行，T先生。这干脆不行。“斯特朗把她管的东西部叫”我的“。塔马塞利不反对这一点，他反对的是希尔达·斯特朗除去关心她自己的事以外，其他一切问题都不予考虑。他预备把还只一两个星期以前他们谈过的道理全部重复一遍。
“对了，”亚历山大说。“她父亲开车过铁路道岔的时候发生车祸故去了。伊丽莎白当时也在车里。”
“是找皮尔逊大夫吗？”
“我知道。”皮尔逊又在拼命思考。
搞病理的人能时刻提醒自己不只是和一些小组织细胞打交道，这是好事。你自己的决定时常是性命交关的大问题，病情好转还是恶化，都看你的一句话了。记住这一点可以使你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同时还需小心，不要以感情代替科学判断。柯尔门虽然年青得多，他也有皮尔逊表露出来的那些迟疑的亲身体会。他自己的习惯是存在肚子里不说出来，但这并不说明他的烦恼就少一些。为了帮助这位老大夫思考，他说道：“如果这是恶性的，时间就很急迫了。”
柯尔门决定不理睬这个老化验员的口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总得和这个人一起工作一阵子。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得马上澄清一下。于是就说：“我有点不大明白。你当然知道孕妇血液里有些抗体可以通过盐水和蛋白，但是如果跟着作孔姆斯氏间接试验，那些抗体就通不过去。”亚历山大插进来说：“我原来就是这么说的。”班尼斯特没有出声。柯尔门接着说：“等有机会我和皮尔逊大夫说说。肯定他不了解这种情况。”
如果有人问他这种情感从何而来，他自己也很难解释。他肯定不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也不是由于他原来就抱定救死扶伤的宗旨才从事医务工作的。他的父亲可能给他一些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柯尔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的父亲在普通开业医生的水平范围内是个比较不错的大夫，但是他们父子之间在性格上是大相径庭的。老柯尔门是一个热情的、外向的人，有许多朋友；他的儿子则是一个冷漠的、难以捉摸的、常常采取超然态度的人。
“那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得到。”这次可以明显听出皮尔逊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说：“类似这种情况的病例不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皮尔逊说什么话也没有这话给戴维·柯尔门的震动大。病案索引是他和与他一起学习、工作的病理医师的职业工具。它是参考资料、教学资料、病理医师知识和经验的补充、打开思路和提供解决方案的钥匙。在拿不定主意时，它是加强信心的定心丸，帮助你站住脚跟的支柱。
柯尔门几秒钟没有动。然后，毫不犹豫地从袖子上把那只手推开。“等一会儿，”他轻轻地说。随后他问亚历山大：“是医务方面的事情吗？和化验室有关系吗？”亚历山大故意避开了班尼斯特阴沉的脸色，答道：“是的，有关系。”
“好吧，T先生。斯特朗夫人发现她今天没争取到什么。“由我去和皮尔逊大夫讲吗？”
“谢谢。”柯尔门转身问亚历山大：“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亚历山大则站在一头看着柯尔门在检查，心里很不好受。
“没有，”柯尔门摇摇头。
“把这些切片拿去。”皮尔逊把切片夹子合上，递给站在桌子对面的班尼斯特。“今天晚上作两套——贴上急件标签航空挂号，一套寄给波士顿的查林汉大夫，另一套寄给纽约的埃恩哈特大夫。照过去的办法在信封上打好说明；把病例附上，请他们尽快把诊断电告给我们。”
“作一个血液敏感试验。”他指着离心机说：“这个血样碰巧正是我的妻子的。”
他突然感到，老头子这一肚子牢骚已经憋了好久了，这种情绪只有同行才能理解，于是和缓地插话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对的，不是吗？”
“是的，我们会的。”柯尔门心里嘀咕着和这个人经常见面有多大意思。
“没有问题，斯特朗夫人，洗碟机终归要换的，我了解厨房的问题。可是洗碟机是大机器，价钱很贵。你记得上次我们计算大约得花一万一千美元，包括改装热水系统。”斯特朗夫人往桌子旁一靠，她那肥大的Rx房把桌子上的一个文件盘拱到了一边。“你越不买，价钱越涨得高。”
“也可以说是找他。从今天开始，我在这儿上班。”他看见班尼斯特一愣，就接着说：“我是柯尔门大夫。”柯尔门觉得这句话产生的效果就象是在一只老母鸡屁股底下放了一响爆竹似的。班尼斯特慌忙把他的文件放下，象跑步似地绕到桌子前边来，头上直冒汗。“■，对不起，大夫。我没有看出来。我听说您要来，没想到这么快。”柯尔门沉稳地说：“皮尔逊大夫和我约的今天来。他在吗？”班尼斯特象很吃惊的样子，说：“现在还太早。起码还得两个小时他才来。”然后他堆起一副会心的笑脸，意思象说：你要是一待长了也会晚来的。
现在班尼斯特走了，他开始更仔细地看了看化验室中的其他设备。可以明显地看出设备已经陈旧，有些设备也不齐全，整个化验室很不象样子。桌子上、台子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药品，这里一堆没有洗刷的玻璃器皿，那里一叠发黄的纸片。走到化验室另外一头，还有一个工作台上长出了青苔。
班尼斯特又气、又懊丧，脸涨得通红。他趁此机会转过身去，走到挂在墙上的电话那里，拿起电话听了一下，简单回答一句就挂上了。“得去趟门诊，”这话胡里胡涂没说清，是说给柯尔门听的。
“你说是就是吧。”亚历山大心里不大舒服地回答着，对他摆出老大哥的样子觉得很腻味，又不愿意说什么失礼的话。
“那是你的权利之内的事。皮尔逊带点牢骚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人家硬是闯进那儿去，但也无可奈何的样子。然后，似乎觉得他自己应付得不大漂亮，又找补了一句：“我似乎是应该对你表示一下欢迎。”在他们握手的时候，老头子说：“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些活干完。”他指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切片夹子、一些单子和零星的文件。“然后咱们再商量你干点什么。”柯尔门坐了下来。因为没什么事做，就拿起一本医学杂志看。皮尔逊在那里翻弄着文件。然后有一个姑娘进来给他做口述速记。在这之后，他陪着皮尔逊到解剖室去作了一次大体观察。他坐在皮尔逊旁边，两个住院医师（麦克尼尔和塞登斯）坐在解剖台对面。这场面给他一种感觉，好象自己也是个小住院大夫似的。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皮尔逊主持着大体观察，他就只好坐在一边看着。皮尔逊连柯尔门是全科的新的副主任都没有提一下。
“到过呀，”柯尔门惊异地说，“我是在那儿出生的。”约翰·亚历山大乐了。“正对。我应当记得您的姓的。您父亲是……拜伦·柯尔门大夫吧？”
在老医院、大的医疗中心，有各种类型的病案索引，有的简单一些，有的复杂一些。除去日常工作记录之外，有的索引还包括研究和统计材料。不管简单或复杂，目的只有一个：为当前病例提供过去病例的比较材料。在戴维·柯尔门看来，三郡医院没有病案索引只能得到一个评语：犯罪。
“恐怕不认识，可是我记得看见过您几次。”在新里士满的社交生活中，约翰·亚历山大同这位大夫的儿子活动圈子不同，差着几级呢。他正想到这儿，离心机的时间控制度盘叭嗒一下，只好停住话头，拿下血样，然后接着说：“我父亲是个菜农。我们住在城外，离城几英里的地方。您可能记得我妻子。她家开小五金店。她叫伊丽莎白·约翰逊。”柯尔门想起来了，说：“对了，我认识。”往事又翻腾起来了。“是不是有件什么事……她好象遇到过什么意外的事？”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确定这一点。”哈里·塔马塞利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斯特朗夫人今天上午赶上了院长特别忙。今天下午开董事会，会前有好多紧急问题要考虑。他想早点脱身，就问：“上次病理科检查洗碟机的灭茵情况是什么时候？”希尔达·斯特朗想了一下，说：“我可以查一下，大约六个月以前吧。”
“我说那当然啦，自然需要作孔姆斯氏间接试验啦。”柯尔门还没搞清这个讨论有什么意义。这类事情在一个血清学化验室里是起码的常识。
“我担心的是怕感染，T先生。最近医院职工当中有不少患肠道感染的。一发生这情况谁都抱怨伙食。如果查出来是洗碟机的问题，我才不会奇怪呢。”
柯尔门冷冷地说：“你可以请便吧。”这一幕刚演过去，柯尔门心里很恼火。这里是什么规矩？一个化验员竟然能这么无礼。化验程序本身的问题就够严重的了，还得克服班尼斯特这种人的反对才能纠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事。如果整个病理科的情况都是这么个样子，那要比原来设想的还要糟。
“我认为是恶性的，”皮尔逊小声说。“成骨肉瘤。”柯尔门没说什么，又把第一张切片拿起来。他耐心地、仔细地又看了一遍，又把另外七张片子照样重看了一遍。第一次他就考虑过成骨肉瘤的可能性；这次他又考虑了一次。在只有专业病理医师才能窥得其中奥妙的红色和蓝色的透明切片上，柯尔门做了过细的研究，脑子里合计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所有切片上都看出大量的新骨形成——中间有成骨细胞活动和岛状的软骨组织……得考虑外伤可能性。是外伤造成的骨折吗？骨质增生是体内自行愈合再生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这个病灶当然就是良性的……。有骨髓炎的迹象吗？在显微镜下骨髓炎和更危险的成骨肉瘤是难予鉴别的。但是并没有在针骨之间的骨髓空隙出现多形核白血球……血管没有受到侵袭……所以还得回头检查成骨细胞——新骨形成的性质。这是一切病理医师必须正视的一个老问题：病变增生是由于体内愈合的自然过程呢，还是由于肿瘤甚至恶性肿瘤细胞的繁殖呢。恶性还是良性？很容易看错。人所能做的只有根据现象加以权衡，作出判断。
②斯特朗（Stranghan）第一个字母是“S”。
“我可以做一件事。”皮尔逊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耳机。他按了一个“内部通话”电钮。等了一会儿，说：“叫班尼斯特来。”他放下电话，对柯尔门说：“这方面有两个人是专家。波士顿的查林汉，纽约的埃恩哈特。”柯尔门点点头说：“对，我听说过。”班尼斯特走进来，问：“你叫我吗？”他瞥了柯尔门一眼，故意没理他。
柯尔门心想，皮尔逊至少这部分工作办得很有效率。没有索引，去征求这两位专家的意见倒是个好主意。
皮尔逊还算是相当客气的——至少后来算是相当客气的了。一看见柯尔门等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第一句话是：“你说要马上开始工作，真就马上来了。”
“唉，那我也知道。”医院的一切费用都在涨价，塔马塞利一天到晚都在处理这类问题。他说：“可是目前医院的器材添置费特别紧。大楼的扩建当然也是个原因。问题是得有个轻重缓急。医疗器械得放在前边。”
“不用谢，大夫。现在让我来陪您看看化验室，好吗？”柯尔门犹豫了一下。也许他应该等等皮尔逊。又一想，两个小时坐在这里，时间够长的，活动一下也好。化验室终归是他的工作范围，先看看可能没什么关系，就说：“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和皮尔逊大夫一起看过一部分，如果你不忙，我倒想再看看。”
他抬起眼睛，说：“过来看看这些，听听你的看法。”他让出显微镜的位置让柯尔门来看。
“早安。”他不大热情地回答。班尼斯特清早的情绪总是不大痛快的。
柯尔门尽量不使他的声音里带出轻蔑来，问道：“那你说怎么办？”
可是有时候他怀疑希尔达·斯特朗是否想过三郡医院是一个整体。和她谈话时，在多数情况下给你的印象是医院的心脏部门是厨房，其他不那么重要的部门都得围绕着厨房转。哈里·培马塞利终究是个公平的人，他认为凡是对本职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往往会持有上述这种态度的。如果说这是一个缺点的话，那么这个缺点总比松松垮垮、漫不经心好。另外，一个好的科主任是总愿意为他或她所相信的道理而争论的，而斯特朗夫人身上每方寸肌肉都是充满了斗争精神的。
“最好请他们再查一次，然后我们就确切了解情况了。”
“让我来。”他找到一个钢丝衣撑，小心翼翼地把雨衣撑起来，挂在门口附近的衣架上。
“早安。”老化验员惊讶地抬眼一看，这么早是很少有人到这儿来的。医院里大都知道皮尔逊很少在十点钟以前上班，有时十点多钟还没来。
亚历山大有礼貌地问道：“您结婚了吗，大夫？”
“大夫，这是约翰·亚历山大，是新参加这里工作的。”班尼斯特当向导当得很有些得意了。“还是个刚跨出学校门的娃娃，是不是，约翰？”
“可是别人谁了解？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回答带着强烈的气愤的感情，好象那年青人戳到了他的痛处。“社会上的人不了解，那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在电影、电视上看见病理医生，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科学家，他走到显微镜前，看一看，说：‘良性的’，或是‘恶性的’——那么简单。”他指着他俩用过的显微镜说：“人们以为当你看显微镜的时候，那里边的东西象砌墙的砖似的砌成一定的格式。他们哪里知道有时候我们连接近正确的把握都没有。”戴维·柯尔门自己也常常这么想，不过没有这么强烈地表露出来罢了。
“我们化验室里没有孔姆斯氏血清，大夫。”亚历山大现在很高兴，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喜欢这位病理医师的样子，也许他还会把这里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做些改进。需要改进的事情可多着呢。
当然他预料到会遇到皮尔逊大夫的一些小的阻力的。从零零碎碎听到的议论当中，他知道皮尔逊是不愿意增加一位病理医师的，但他并没有料到出现当前这种情况。
“这个试验怎么办呢？”亚历山大问道。“今后这类试验怎么作呢？”柯尔门答道：“当然三种介质的试验都要作——盐水、蛋白和孔姆斯氏血清。”
“你怎么知道呢？”很多时候以来，除去他自己偶然想起之外，没有什么人提起他父亲的名字了。
“我看，说不太整齐恐怕是太轻了。”柯尔门用手指抹了一下架子的隔板，蹭了一手指的灰。他很腻味地想：这些都得改。接着又一想，也许还得等些时候。他知道和这里的人打交道得加点小心，他自己也有不能急于求成的经验，但是也知道要克制自己天生的急性子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他鼻子底下这种一片混乱的状况，这实在太令人难以忍受了。
有那么一会儿，哈里·塔马塞利心里在盼望斯特朗夫人最好回到她的厨房去别出来。但是他又控制住自己：一个好的营养科主任是医院里的一宝，而斯特朗夫人是好的，院长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大夫——血敏试验。”
然而他还是和班尼斯特握了握手，然后想找个地方挂上他带来的一件尼龙雨衣；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班尼斯特又一次赶紧凑上来，这些节骨眼他是不会错过的。
“我们没有。”这话说的声音很轻，开始柯尔门以为他听错了。皮尔逊好象估计到对方有点难以置信的样子，接着说道：“我早就想建立一个分类索引了，一直没匀出工夫。”柯尔门有点不相信，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没办法查先例吗？”
①瓦尔特·里德医院（WalterReedHospital）也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医院。艾森豪威尔就死在这里。
“我记得听说过。”戴维·柯尔门追溯着往事：在那乡村医生的诊所里，他父亲曾经治愈过多少人，一直到他自己病故。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他接着说：“当时我在上大学，事后我父亲和我说过。”
在这个时候以前，尽管他从外表上看三郡医院病理科非常需要整顿，但他总还没有对约瑟夫·皮尔逊大夫下断语。这位老大夫在很长时期内总算是独自支撑着局面，这样一个医院的病理工作量是一个病理医生很难处理得了的。大量工作的压力可能是造成柯尔门发现的一些化验程序上的缺点的原因，这些缺点尽管是不能原谅的，但还算是可以理解的。
“噢。”当柯尔门往四周打量的时候，班尼斯特想起忘了一件事。“噢，大夫，我是卡尔·班尼斯特——化验室的组长。”他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客气话：“我估摸着我们会经常见面的。”班尼斯特对待比他级别高的大夫们总是爱陪小心的。
亚历山大说：“我觉得我们的血样在作完盐水介质和蛋白介质试验以后，还需要作一个孔姆斯氏间接试验。”
“是的。”柯尔门往周围看了看。和上次来看时的感觉一样，有好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化验室平常就是这么个样子吗？”柯尔门问道。
“请到这边。”班尼斯特打开血清学化验室的门。站在一边，让柯尔门先进去。约翰·亚历山大正在里边，自从昨天晚上吵嘴以后他和班尼斯特还没见过面。现在亚历山大刚把一个血样放在离心机里，看见有人进来，一抬眼。
“现在我的洗碟机至少在五年以前就过时了。打从我来到这儿起，每年都对我说明年给我换新的。到了明年，洗碟机在哪儿？结果又要等十二个月。
“谢谢你，T先生。”营养科主任把她的身躯从坐椅中挤出来。他等她走了以后，小心地把文件盘移回原来的位置上。
当柯尔门敲门进入病理科办公室的时候，卡尔·班尼斯特正在皮尔逊大夫的办公桌上整理文件。
“那当然啦。”屋里静了一下，没人出声，然后亚历山大说：“您能再说一遍吗，大夫？”
“我们这里总是挺忙的，大夫。可是，我很高兴能匀出点时间陪陪您，很荣幸。”班尼斯特在这些方面透着特别机灵。
“不是在那里。”亚历山大摇摇头。“一定是在那以前。您到过印地安那州吗，新里士满？”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他有礼貌地和皮尔逊讲。“我仍然认为这个组织是良性的。”老病理医生站在那里没说什么，他在考虑他自己的意见和这位年青医师的意见。停了一会儿，他说：“你会同意可以有怀疑的余地吧？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他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皮尔逊正在调显微镜，面前打开一个切片夹子。
“病历是怎么回事？”柯尔门把第一张切片夹好，调整接目镜焦距。
“那好，说说吧。”
“真的？”柯尔门感到这个年青的化验员比班尼斯特给人的印象好多了，至少在外表上比那个人强。“你妻子什么时候生孩子？”他问道。
“我建议咱们查查过去的病例，”柯尔门说，“看看有相同征候的病例怎么样？”老大夫摇摇头。“不行，没那么多时间。”为了谨慎，柯尔门坚持道：“可是如果我们查查分类索引……”他停住了。
柯尔门也懂得这一点。他给自己敲了一下警钟：和下级拉拢私交得谨慎些，即便是同乡也好。他的分析是：这不是摆架子；这不过是医院的常规使然。他大声说：“这一阵子我的工作会很忙，过些时看看情况再说吧，好不好？”在他这样说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浮泛和虚假。他心想：“你表示拒绝的话可以说得比这个好听一些吧。”于是在思想上给自己加了一句批语：“朋友，你还没有变，完全没有变。”
后来，他和皮尔逊一起去吃午饭，在这段时间内，皮尔逊给他介绍了几位本院的医师。以后皮尔逊说他有些急事就先走了。现在柯尔门独自返回病理科，心里考虑着他面临的问题。
“不太整齐，是吧？”亚历山大觉得让别人看见这种情况很不光彩。可是他有一句说不出来的话，那就是他已经想整顿一下，但是班尼斯特不让他动。
“好吧。”班尼斯特把切片夹子夹在腋下，走出去了。
“请给我一支铅笔。”班尼斯特又犹豫了一下，拿出一支。在递给柯尔门的时候，憋着一肚子气，说：“皮尔逊大夫是愿意亲自申请这里的所有物品的。”柯尔门填上采购单，签上名，脸上带着一丝严峻的冷笑，说：“照我的设想，我在这里该负的责任恐怕要比签这么一个价值十五美元的兔子血清要大一些吧。——好，”他把那叠单子和铅笔交还给班尼斯特。这时，化验室那头的电话铃响了。
“我了解，”培马塞利说。
柯尔门走上一步，伸出手来，说：“我是柯尔门大夫。”他们握手的时候，亚历山大很感兴趣地问：“您就是新来的病理医师吗，大夫？”
“真的？”柯尔门问道。“我那时候认识你吗？”
“没那么严重也差不了多少。”营养主任又往前一趴，文件盘子又移动了一下位置，哈里·塔马塞利希望她别再把她的Rx房放在他的桌上。她接着说：“最近整批整批的碟子洗过以后还是脏的。我们尽量作了检查，可是遇着忙的时候，有时是来不及的。”
“不，我来讲。院长做了一个铅笔记录。他心想，至少我可以让约瑟夫·皮尔逊避免再听刚才这么一大套话。
他原以为至少会在他到职的时候给他准备一个办公室，明确一定的工作职责。当然戴维·柯尔门没有期待分给他许多重要的工作，他也不反对主任病理医师考查他一个时期。实际上，如果他是皮尔逊，他也会对一个新来的人这样做的。但目前情况远远不止是考查他的问题。很明显，尽管他写过了信，皮尔逊却根本没有考虑给他什么工作任务。看样子似乎是要让他坐冷板凳，等皮尔逊大夫处理好信件和其他琐事之后，交给他几件具体事干干就得了。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些想法可得变变，得尽快变变才行。
“如果你的病人没有干净的碟子吃饭，光有医疗器材有什么用？”
戴维·柯尔门在餐厅吃完午饭，正在走回病理科。在穿过楼道走下地下室的楼梯的当儿，他考虑着到目前为止和约瑟夫·皮尔逊大夫接触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情况很不理想，什么也没解决。
戴维·柯尔门早就知道自己性格中的缺点，但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长处。
①塔马塞利（Tomaselli）第一个字母是“T”。
“那就弄点来。”柯尔门故意说得轻巧一些。“现在哪里也不缺货。”
“还有四个多月，大夫。”亚历山大把离心机扶正，打开开关，然后调整时间度盘。柯尔门注意到他的动作很干净利索，心想，这个人的手很灵巧。
皮尔逊也可能另有长处。根据戴维·柯尔门的看法，好的医术和好的行政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可是二者相较，医术（这里说的是病理）更为重要。
“对，我理解。”他说。
他见到过好多地方，器皿擦得精光瓦亮，文件处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医务上不行。他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可能相反，行政上差，而病理上强。因此他控制住自己，在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现象的基础上，他并没有给这个老病理医师下个断语。但是，现在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约瑟夫·皮尔逊是个办事拖拉、能力很差的医师。
就在刚才这当儿，约翰·亚历山大在仔细打量着柯尔门。自从这位新来的大夫和班尼斯特一起进来，亚历山大就觉得这个人有些眼熟。新来的这位大夫很年青——可能比他自己大不了多少。可是他想的不仅是年龄相仿，于是就问他：“大夫，请原谅我冒昧，我感觉咱们以前好象见过面。”
“对，是的。”对这种病例，柯尔门知道是可以有怀疑余地的。病理学不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没有可以证明你的答案是否正确的数学公式。你能做出的判断有时不过是一种经过考虑的估计，有的人可以称之为有学问的人的猜想。他对皮尔逊的迟疑是理解的，老头子肩负着作最后决定的责任。作为一个病理医师，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这是无可奈何的。柯尔门又接着说：“如果你是正确的，那自然就得截肢了。”
“有可能。”柯尔门故意放谨慎些。因为他在刚才那件事情上支持了这个人，他不愿使对方感觉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又觉得这么讲太冷淡了，于是补充说：“我是先在贝尔维尤，以后又在瓦尔特·里德①和马省总医院实习过的。”
“我觉得干等着也没什么意思。”他又礼貌地补充说：“我看了化验室。希望你没什么意见。”
“这是露西·葛兰杰的一个病人。露西是这里的一位外科医师；你会见到她的。”皮尔逊看了看笔记。“病人叫费雯·洛布顿，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我们护校的学员。她左膝发现一块隆肿，有持续痛感。X光片子显示有骨形病变。这是活体检查下来的切片。”切片共有八块，柯尔门一个一个地看了。他马上理解了为什么皮尔逊要他鉴别一下。这是很难鉴别的一个边缘病例。最后他说：“我看是‘良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