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李赋宁教授和蔡恒教授要我写这一篇序，我因而得到机会，彻底纠正我对雨僧先生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或所见不广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而我作为雨僧先生的学生又景仰先生为人者，竟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说来实在惭愧。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一时糊涂，倒也罢了。据我所知，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同我一样，这就非同小可了。如果没有这一次纪念会，我这愚蠢的想法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一方面感谢这一次纪念会给了我当头一棒，另一方面又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这次纪念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雨僧先生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深入研究，大大地发扬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永远纪念他，永远学习他。
1990年9月23日
五四运动，其功决不可泯。但是主张有些过激，不够全面，也是事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这个道理也可以应用到五四运动上。特别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四运动在基本上正确的情况下，偏颇之处也是不少的，甚至是相当严重的。主张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旧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扬弃，当时得到青年们的拥护。这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确有相通之处，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吴雨僧(宓)先生
将近60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听过雨僧先生两门课："英国浪漫诗人"和"中西诗之比较"。当时他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我忝列撰稿人名单中，写过一些书评之类的文章。因此同他接触比较多。工字厅"藤影荷声之馆"也留下了我的足迹。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对雨僧先生的态度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亲可敬，他为人正派，表里如一，没有当时大学教授们通常有的那种所谓"教授架子"，因而对他极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他非常不了解，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古貌古心，不随时流，又在搞恋爱，大写其诗，并把他写的《空轩十二首》在课堂上发给同学们，从而成为学生小报的嘲笑对象。我们对他最不了解的是他对当时新文学运动的态度。我们这一群年轻学生，无一不崇拜新派，厌恶旧派。解放后有一段时期流行的"左"比右强的风气，不意我们已经有了，虽然是无意识的。所谓"新派"指的是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文坛上的著名人物。所谓"旧派"则指的是以雨僧先生为首的"学衡派"。我们总认为学衡派保守复古，开历史倒车。实际上，我们对新派的主张了解得比较多，对旧派的主张则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有时还认为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在我脑海里保留了将近60年。一直到这一次学术讨论召开，我读了大会的综合报道和几篇论文，才憬然顿悟：原来是自己错了。
吴雨僧(宓)先生逝世后十二年，"文化大革命"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已被完全洗清。他的亲属和弟子们会于陕西西安和泾阳，隆重举行"吴宓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他的及门弟子，我虽然没能躬与盛会，但是衷心感慰激动，非可言宣。被污蔑、被诽谤只能是暂时的，而被推重、被怀念则是永恒的。历史上不乏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