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在他不朽的著作《历史》中，记述了法老尼科(公元前609一前593年在位)派遣船队环航非洲的故事。无论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在尼科时代，尼罗河三角洲和红海之间早有运河相通。到了托勒密王朝时代，埃及人更加积极开展红海贸易。他们不仅航行到瓜达富伊角，而且向印度的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红海和印度洋航运与贸易对埃及经济的繁荣日益重要，以致托勒密王朝在底比斯总督之下开始设置印度洋和厄里特里海将军，以及专门管理印度洋贸易事务的、类似我国古代市舶使性质的官职。
不过，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挠一样，罗马帝国同中国的直接交往，同样受到安息的阻碍。当时从罗马帝国的东界到中国的陆路，无论是从亚历山大港越西奈半岛穿行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从地中海经阿勒颇，再沿幼发拉底河东去，都要经过安息。而安息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经营丝绸中介贸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愿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为了克服安息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早在甘英西行的前1个多世纪，即公元前53年和前36年，罗马帝国曾两次对安息用兵，企图打开通道，结果均遭失败。此后，罗马人又企图在安息以北开辟一条由地中海经黑海，再绕里海和咸海北岸直达中国的道路，也未获成功。中国方面大约怀着同样目的，力图开通天山以北直通黑海的北方草原之路，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公元2世纪，为了同安息争夺陆路丝道的控制权，罗马人多次用兵，并数度攻占波斯湾头的泰西封(安息冬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但均未奏效。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自然也希望从陆路同中国建立直接联系。而且，他们对陆路东通中国的路线并不陌生。公元2世纪，希腊学者托勒密(公元90—168年)在他撰写的《地理志》一书中，叙述了自幼发拉底河口、经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安息)、巴克特拉(大夏)、石塔(今疏勒西南塔什米力克)，到达中国的路线。这是第一位记载陆路丝绸古道路线的西方学者。托勒密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资料是援引另一位2世纪初的希腊地理学家马林鲁斯的记载。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丝绸)贸易，经常派遣商队前往中国。他的商行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托勒密的记载，同我国史书上关于丝路南道的记载基本吻合。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述，甘英西行，直接交通大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出使后，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学者们考证说，蒙奇就是马其顿(今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兜勒则是色雷斯(今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或阿克苏姆古国大港阿杜利斯(今厄里特里亚红海沿岸)，兜勒即阿杜利斯的对音。这些所谓使节，可能就是上面所说希腊商人马埃斯这一类家族派到中国来的商务代理人。
不过，还在刘咸之前很久，在罗马史籍中已经可以找到中国人到达罗马的记载。生活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罗马史家弗洛鲁斯在其著作《罗马史要》中记述说，当奥古斯都的太平盛世(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远方绝域如赛里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大象等物，请求同罗马订友好之约。这里的赛里斯人，就是指中国人。然而这一记述即使不是史家的渲染，也大约说的是一些冒充中国使节的丝绸之路上的中间商人。
罗马人统治埃及以后，这里对印度洋的贸易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阿拉伯南部与印度之间定期航线的开辟。以前，从南阿拉伯到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多半是由一些小船沿阿拉伯半岛和阿曼湾在近海作多次航行而完成的。而印度洋大洋之上风涛险恶，被海员视为畏途。其实，印度洋西部常年刮着季风。西南季风从3月刮至9月；此后则为东北季风期。这种季风的交替，正便于阿拉伯半岛与印度西海岸之间大洋上往返交通。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希腊船长希帕勒斯——从无数阿拉伯和印度前辈海员那里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秘密。这一发现，标志着罗马人掌握了季风航行技术。罗马人拥有更加坚固和规模更大的远洋帆船，储备了充足的给养，装载了大量的船货，延长了续航的距离，摆脱了近海航行的局限，免去了船货多次中转的烦劳，从也门直放印度西海岸诸港。罗马时期的著名著述家普林尼，将埃及到印度的航行分为四阶段航程。第一阶段由埃及港口出发，经红海到达亚丁；第二阶段从亚丁乘西风越过阿曼湾直航巴塔拉；第三阶段从亚丁开辟了直航孟买以南的席格勒斯；第四阶段则是在公元前后，来自埃及的船只从南阿拉伯港口直放南印度的莫席里(今克朗格诺尔)。这样，在罗马奥古斯都时代，从埃及港口驶出的船队，7月扬帆南下，30天后到达红海南端，再顺风直驶，经过40天，9月即可停泊在莫席里。当年11月，这些船只即可返航，翌年2月回到红海北部诸港，或直抵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莫席里航线开通后，罗马人从海上前来中国，就成为很方便的事情了。公元166年(汉桓帝延熹九年)，一位自称是大秦王安敦派来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陆，到洛阳谒见中国皇帝，并献上象牙、犀角、玳瑁。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公元161—180年在位)。从大秦使者所献礼物看，全部是东北非索马里一带的特产，表明这些礼物可能是在埃及(当时正控制着红海贸易)置办的。再据《后汉书》记载，这位使者抵达洛阳的时间是在9月。看来使船抵达交州日南当在六七月间。因而使者很可能是乘3月开始的西南季风，从红海海口飘洋而来。显然，无论使团是官方所派、还是商人假冒，它都是从埃及或经由埃及来中国的，这是有文字记载的西方同中国的首次直接接触。从此次通使以后，罗马人来华经商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大都步安敦使者的后尘，乘船从海路抵达扶南(今柬埔寨)、交阯〔zhi止〕(今越南北部)。公元226年(孙权黄武五年)有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到达交阯，被辗转送去谒见孙权，并比较详细地回答了孙权提出的许多关于罗马帝国风土人情的问题。孙权对直接与罗马通好也有兴趣，所以特派刘咸送秦论回国。可惜，刘咸在途中病故。失去了中国历史上西访罗马帝国第一人的荣誉。
正是在陆路交通障碍难以克服的情况下，罗马人更加刻意经营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1世纪，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或船长)，在他撰写的《红海回航记》中，记述了西方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及印度次大陆的东西两岸。《红海回航记》记载了中国，称之为“秦”国，指出到了秦国，大洋就止于此。还说，秦国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可能指长安)，秦尼所产的丝线、绸缎经陆路而至大夏，或从恒河水路西运。
我们知道，早在古埃及时代，埃及人就开展了在印度洋的航海事业。距今近5000年前的埃及第五王朝时期，埃及法老萨赫雷已向南方红海沿岸的彭特国派出船队，获取那里的金银、乌木和没药等物品。1954年，在埃及大金字塔附近一个密封的石坑中发现了萨赫雷法老时期的太阳船。经过复原后的太阳船，船身长43.4米，宽5.9米，船首高6米。后来，十八王朝的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又派遣了一支由八艘船组成的船队，到彭特国进行交易。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当时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图在海上打开东通中国路线的努力。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三公里的阿里卡梅杜，发现了一个古代国际贸易港。在这座商埠中，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马人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腊式水罐和罗马帝国的钱币。据考证，阿里卡梅杜的这一带有浓厚罗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荣时期当在公元一二世纪。这一情形，同《红海回航记》的记述颇为吻合。可见，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经能以印度东海岸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
当中国的张骞、班超和黄门译长们艰难跋涉在无边的沙漠，战风斗浪航行在无际的大洋，开拓着通往西方的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世界，人们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打通与“产丝之国”的交通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