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大书并不容易读。我要查好多字典，梵文的、巴利文的都有，还要经常翻阅R. Pischel那一部著名的《俗语语法》。边读边把所有的动词形式都写成卡片，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遇到困难问题，我从来不找教授。因为这种古怪的文字，对教授来说也会是陌生的。Senart的法文注释也可以参考。主要是靠自己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就放一放，等到类似的现象发现多了，集拢起来，一比较，有的困难问题自然能得到解决。
梵文学习了几个学期以后，Waldschmidt教授大概认为我“孺子可教”，愿意把我收为门下弟子，便主动找我谈博士论文的事情。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想法。我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我在国内时就十分瞧不起那一些在国外靠中国老祖宗老子、庄子等等的威名写出论文，回国后又靠西方诸大师的威名两头吓唬人的所谓学者。这引得Waldschmidt也笑了起来。一般说来，德国教授并不勉强把论文题目塞给学生。他在研究工作中，觉得他这门学问中还有哪一部分需要补充研究，他就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学生，征求学生的意见。学生如果同意，题目就算定下来了。Waldschmidt问我的兴趣何在，我回答说：在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早期佛典，除巴利文佛典外，还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不是纯粹的古典梵文，而是掺杂了许多方言成分。方言分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语法变化各有特点。这些佛典原来可能就是方言写成的，在“梵文化”的大趋势下，各个向梵文转化，但转化的程度极不相同，转化所处的阶段也各个不同，从中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我同教授商量的结果是，他把一部分量非常大的混合梵文的佛典交给我去研究。因为其量过大，不可能把全部书的语法现象都弄清楚，于是首先限制在动词上。就是这样，其量也还是过大，于是又限定在限定动词上。这一部大书就是Mahāvastu（《大事》）。全书用散文和诗歌（伽陀Gāthā）混合写成。散文部分梵文化的程度较深，因为散文不受韵律限制，容易梵文化，而诗歌部分则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我的论文题目定为“Die Konju-gation des finiten Verburns in dan Gāthas des Mahavasis”（《〈大事〉中陀部为限定动词的变化》）。Mahāvastu一书厚厚的三巨册，校刊出版者是法国梵文学家E. Smart。从此以后，我每天课余就都在读这一本书。我每天的生活程序是：凌晨起床，在家里吃过早点，就穿过全城从城东走到城西的梵文研究所；中午不回家，在外面饭馆里吃过午饭，仍回研究所，浏览有关的杂志，从来没有什么午睡；一直工作到六点，才回家吃晚饭。天天如此，像刻板一样。只要有书可读，我从来没有感到单调或寂寞，乐也融融。
我现在讲一讲“导论”（Einleitung）的问题。论文主体完成以后，我想利用导论来向教授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我穷数月之力，翻阅了大量的专著和杂志，搜集有关混合梵文的资料以及佛典由俗语逐渐梵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说法。大学图书馆就在印度研究所对面，借书非常方便，兼之德国人素以细致、彻底、效率高闻名全世界，即使借一本平常几乎没有人借阅的古旧的杂志，都不用等很长时间，唾手可得。这也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便利。结果写成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导论”，面面俱到，巨细不遗，把应该或者甚至不太应该、只有点沾亲带故的问题，都一一加以论列。写完以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沾沾自喜，把全部论文请Irmgard Meyer小姐用打字机打好，等到Wald-schmidt休假时，亲自呈送给他，满以为他会大大地把自己褒奖一番的。然而，事与愿违。过了几天，他把我叫了去，并没有生气，只是面带笑容地把论文稿子交给了我。对其余部分他大概还是非常满意的，只是我的心肝宝贝，那一篇“导论”却一字未动，只在文前划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划了一个后括号，意思很明显，就是统统删掉。这完全出我期望，几乎一棍子把我打晕。他慢慢地对我解释说：“你讨论这个问题，面面俱到，其实哪一面也不够充实、坚牢。人家如果想攻击你，从什么地方都能下手，你是防不胜防！”他用了“攻击”这个字眼儿，我至今忆念不忘。我猛然省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这一“棒喝”，把“导论”一概不要，又重新写了一篇相当短而扎实得多的“导论”，就是现在出版的这一篇。在留德十年中，我当然从这位大师那里学习了不少的本领、不少的招数。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篇“导论”，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教我的学生时也经常向他们讲这个故事。写学术论文，千万不要多说废话，最好能够做到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我最佩服的中外两个大学者Heinrich Liiders和陈寅恪就是半句废话也不说的典范。可惜有时候我自己也做不到，我的学术论文中还是有废话的。
写论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的过程。我读Mahāvastu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同时当然也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参考书。书读完后，卡片也做完了，就开始分类编排，逐章逐段写成文章。论文主体写完，又附上了一篇“Anhang: Uber die Endung-matha”（附录：《论词尾-matha》），还附上了一个详细的动词字根表。我这一篇博士论文的框架就是如此。
现在再谈一谈论文的附录：Uber die Endung-matha的问题。这一个动词第一人称复数的词尾，不见于其他佛典内。Senart也觉得奇怪，他想把它解释为-ma atha。但是，我把Mahāvastu全书中所有有-matha这个词尾的动词形式都搜集到一起，明确无误地证明了-matha只能是一个完整的动词词尾，Senart的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虽然我也意识到这是我的一个新发现，所以才以“附录”的形式让它独立出来；但是，由于我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钻研不深，我还不能理解这个新发现的重要意义。上面提到的Krause教授，我的论文一写完，就让人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matha的这一段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印度的Mahavastu，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词尾，这会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带来新问题，给予新启发。他逢人便讲，至少在Gauss-Weber-Haus里，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连专攻斯拉夫语文学的Bochucke小姐，见面时也对我提起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