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挨打后，独自躺在床上，一股忧郁情绪攫住我，我骂自己愚笨、有罪、懒惰。“怎么啦？ ”我内心有个声音问道。“我是坏家伙。”我答道。一瞬间，这回答给了我奥妙无穷的自由，一个崭新光明的世界展现在我眼前。倘若我打算尽力做个坏家伙，我便能够随时画画，把家庭作业抛在脑后，不换衣服睡觉。同时，失败、损伤、手脚的瘀伤、裂开的嘴唇、流血的鼻子给我一种奇特的安慰：我的遍体鳞伤证明我打不了一场好仗，证明我应当落败、出丑、一败涂地。或许我脑子里这么想的时候，灿烂的白日梦开始如夏日微风般吹过我脑际，让我出神地梦想有一天，我要做伟大的事。这些梦想具有某种力量，掩饰了产生这些梦想的暴力以及受伤的自尊心。此刻在我面前闪闪发亮、许诺快乐新生活的第二个世界，源自我承受的暴力，使我的梦想更明快更逼真。感觉城市的忧伤——“呼愁”进驻我的时候，我偶然发现每当像这样提笔写作时，我更加喜欢我做的事情；将世界抛在脑后，同我的忧伤玩耍之时，它的幽暗也开始消退。
让我馋得慌的、后来我所谓的“忧伤”——此种情愫向我诉说着失败、毁灭和堕落——也使我得以摆脱一切必要的规范，一切必须解决的数学题目，一切必须牢记的卡尔洛夫奇条约条款。挨揍受辱，即是感觉到自由。有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挨揍，就像哥哥说感觉我“馋得慌”。有时候他感觉到了，况且他比我聪明比我壮，因此让我极力设法挨顿打。
哥哥在学校的表现始终好过我。他知道每个人的住址，能把数字、电话号码、数学公式像一首秘密曲调一样记在脑子里（每回我们一块儿出门，我老是看橱窗，看天空，看符合我风格的东西，而他看的则是门牌号码和公寓名称）。他喜欢背诵足球规则、比赛结果、世界各地的首都、体育统计，就像四十年来，他喜欢叨念他的学术对手们的缺点，以及他们在引文索引中占的分量多么少。尽管我对绘画的兴趣有部分出自想和铅笔和纸张单独相处的欲望，却也跟我哥哥对绘画毫无兴趣有关。
但是在我跟哥哥的绝望争斗背后，我的英雄们拼命竞争，人人都忙着获得胜利、出人头地，无论结果是多么不可能。因此——就像我们在课堂上举手，证明自己跟别的劣等生不同——哥哥和我全力以赴地征服、粉碎彼此，以抵御我们埋藏在内心阴暗角落的恐惧——与伊斯坦布尔的耻辱命运与共的忧伤与悲怆。随着年龄的增长，伊斯坦布尔人觉得自己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相缠在一起，逐渐对这件忧伤的外衣表示欢迎，忧伤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满足，某种深情，几乎像是幸福。在此之前，他们仍忿忿不平地抗拒命运。
有时我们独自待在家中——全力以赴地激烈交战，挥汗如雨时——门铃却响起，就像被邻居逮到的吵架夫妻，我们停止我们的热烈娱乐，将这位不速之客的邻居殷勤地领进屋里，得体地寒暄一番——“请进，先生，”我们说，“请坐。”——喜孜孜地彼此交换眼色，跟客人说母亲马上就回来。但之后再次独处时，我们可不像闹别扭的夫妻赶忙回去吵架，而是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我们吃喝玩乐的消遣。有时我被打得很惨，躺在地毯上哭，像个孩子想像参加自己的葬礼，之后我就睡着了。哥哥心地善良的程度并不亚于我，他在书桌前用功一阵子之后，开始为我感到难过。他叫醒我，叫我换衣服睡觉，但他回去做功课时，我仍未更衣上床，而是沉溺于阴暗的自怜中无法自拔。
我们有整整好几年时间热衷于“弹珠赛”，仿效足球世界的战术与英雄。我们用西洋棋子当做球员，遵循足球规则把它们摆在球场上，模仿我们看过的战略，技巧越发熟练的同时，这些球赛也越发沸沸扬扬。我们把两队西洋棋子（或弹珠）排在被我们用做球场的地毯上，然后遵循打过数百次架后确立的各种规则，朝木工为我们制作的球门柱射门。有时弹珠以当时最了不起的足球员命名，就像人们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他们心爱的条纹猫，我们也能一眼认出我们的弹珠。我们模仿当时最了不起的体育评论员基万茨，为想像中的群众播报比赛，得分时，我们就像真实比赛中的看台观众一样高喊“进球！”然后模仿群众的欢呼声。我们收入足球协会、球员、新闻媒体以及球迷（但绝不包括裁判）的评论，最后，我们也忘了这只是一场游戏，于是展开凶狠致命的战斗。大部分时间，一开始动手，我便被击垮。
六至十岁之间，我跟哥哥没完没了地打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揍我揍得越来越凶。我们年纪只相差十八个月，但是他高壮得多，由于一般认为兄弟俩打架动武是正常甚至健康的事，因此没有人认为有必要阻止我们。我把挨打视为个人的失败，将之归咎于我的软弱和不协调。最初几年，哥哥若激怒或贬低我，先出手的人往往是我，而且我半认为自己挨打活该，一般当然也不会去挑战暴力。假如打架打到最后杯子破了、窗玻璃碎了，搞得我鼻青眼肿、受伤流血，母亲最后出面调停时抱怨的不是我们互相殴打，也不是我挨揍，而是我们把房子搞得一团糟——还有，由于我们无法和平解决纠纷，邻居又要抱怨我们太吵闹。
童年时代这些打架的导火线是由于失败、捉弄过度和欺骗，但彼此之间的竞争更是火上加油。打这些架不是为了证实谁对谁错，而是为了证实哪个人更强、技巧更高超、更老练或更聪明，说明我们渴望学习游戏规则，以及间接地学习世界规范，我们将要在顷刻之间证明我们的敏捷与脑力。这些竞争当中埋藏着文化的阴影，驱使伯父在每回我们去他的公寓时以填字游戏和数学题目轰炸我们：不同楼层间（每层楼都支持不同的足球队）半认真的足球赌注，夸大奥斯曼胜仗的教科书，以及当做礼物送给我们的《发现与发明百科全书》之类的书，也都是相同的文化。
有一回，我想办法伤害哥哥时，他说：“今天晚上，我会在爸爸妈妈出门看电影时把你打得一塌糊涂！”当天晚上吃饭时，我恳求父母别出门，重复一遍哥哥的威胁，但他们还是走了，就像维和部队盲目地相信已调解了交战双方的争议。
但画了几个小时后，倘若我仍未找到我要找的快乐，当窗帘厚重、家具过多的房子开始让黑暗渗入我的灵魂时，我就像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渴望通往胜利的捷径，进行一场可能的比赛：我们当时感兴趣的任何一种游戏——弹珠比赛、西洋棋、益智游戏——我都试图说服哥哥再玩一次。
母亲或许也参与一脚，因为，或许为了让日常生活好过些，她尽其所能把每件事都变成一项比赛。“谁先穿上睡衣上床去，就给他一个亲亲。”母亲说道。“谁整个冬天没感冒没生病，我就买礼物给他。”“谁先吃完晚饭，没把衣服弄脏，我就最疼他。”这些母亲使用的手段旨在让两个儿子更“善良”、更安静、更合作。
他的书桌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的则是杂乱无章，有如地震现场。
假使我们早年的打架帮助我们掌握处世方式，我们后来的争执则更加邪恶。过去我们是一同长大的兄弟，母亲对我们忧心忡忡，频频劝戒，尝试弥补父亲经常不在家的空缺，希望只要对这些空缺予以否认，即可避免城市的忧伤渗入我们家。但现在的我们开始像两个单身汉，各自力求领域的划分。我们多年来为维护和平所建立的规章制度——柜子的哪个部分属于谁，哪些书属于谁，谁坐在开车的父亲旁边、坐多久，睡前由谁关我们卧室的门或熄掉厨房的灯，最新期的《历史杂志》寄来时由谁先读——甚至这些订好的协议也成了争论、攻击、辱骂、威胁的源头。一句肆无忌惮的话——“那是我的，别碰”或者“小心为妙，否则你会后悔莫及”——便会导致冲突、扭手臂、猛打、狠揍、武力。为了自保，我抓起木头衣架、火钳、扫帚，得以当剑使用的任何东西。
他从书中抬起眼来，说：“我看你馋得慌吧？ ”——指的是大半都是我输的游戏，而不是随后的吵架。“战败的摔跤手百战不厌！”他说道，回溯我最近的一次失败，“我再念一个小时的书，然后我们再玩。”他回去看书。
后来我谈起这些吵架，母亲和哥哥声称完全记不起这些事，说我和往常一样是在编故事，只是为了找写作题材，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多彩多姿、高潮迭起的人生。他们真心实意的态度让我最后只得赞同他们，推断我像过去一样，受想像力支配更甚于受现实生活影响。因此读者阅读此一章节时应当牢记，我有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对画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东西的真实性，而是它的形状；对小说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事件的过程，而是其安排；对回忆录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事实叙述的准确与否，而是前后是否呼应。
从前我们使用现实生活中的游戏（比方足球赛），拿弹珠模仿，若发生自尊与名誉的问题，我们便打架解决，但我们在乎的是游戏；现在我们将这个借口抛到一边，以打架解决直接来自生活的自尊与名誉问题。我们对彼此的弱点了若指掌，于是开始利用这些弱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打斗不再是勃然大怒后演变而成的拳打脚踢，而是狠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因此读者若留意到我在描写自己的时候描写伊斯坦布尔，在描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描写我自己，也就已看出我之所以提起这些幼稚无知、残酷无情的打架，是为其他事作安排。毕竟，孩子们有某种以暴力表达自己的“自然”倾向，男孩子总是男孩子。我们给自己发明游戏，特殊规则的共同游戏。在我们幽暗的房子里，我们玩捉迷藏、抓手帕、蛇、船长、“跳房子”、“将军沉船”、“说出城市名”、“九石”、“提心吊胆”、跳棋、西洋棋、桌球（在儿童专用桌上）、台球（在我们的折叠式餐桌上），略举数例。母亲不在家时，我们把报纸揉成一团，在室内踢足球，直到玩得如痴若狂、满头大汗，这些游戏往往演变成武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