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又曰：君正臣从，谓之顺也。)。从命病君，谓之谀(又曰：应言而不言，谓之隐；应谏而不谏，谓之谀。又曰：君僻臣从，谓之逆也。)；逆命利君，谓之忠(又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孙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谓之乱(又曰：赏无功，谓之乱。)。君有过失，将危国家，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能率群下以谏于君，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谓之弼。”(故谏、诤、辅、弼者，可谓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贵也。)
或曰：“然则何谓为仪？”对曰：“养国子，教之六仪；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俨恪矜庄；朝廷之容，济济跄跄；丧纪之容，累累颠颠(累，音力追反。颠，音田，忧思之貌。)；军旅之容，暨暨詻詻(詻，音额。教令之貌。)；车马之容，騑騑翼翼。此礼仪之异也。夫定名之弊，在于钩鈲析辞(鈲，音普觅反。)。苟无其弊，则定名之妙也。”
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又曰：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
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悲恻隐之心，遂其生成。)
德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谓之德。
论曰：班固九流，其九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杂才，以长讽议。由是观之，杂说之益，有自来矣。故着此篇，盖立理叙事，以示将来君子矣。
或曰：“音与乐，既闻命矣。敢问仪与礼同乎？”对曰：“昔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于太叔，太叔曰：‘是仪也，非礼也。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也(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民之所履也。)。’天地之经，民实则之。则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刚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气为五味(酸咸辛甘苦也)，发为五色(青黄赤白黑，发见于是非分别也。)，章为五声(宫商角征羽也)。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滋味声色，过则伤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制礼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也。)。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也)。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协和也)。故人能曲直以从礼者，谓之成人。”’”
《庄子》曰：“莫之顾而进，谓之佞。俙意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恶，谓之谗。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匿。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
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谓之残。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谓之贼(《庄子》曰：析交离亲，谓之贼。孙卿曰：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国之贼也。)。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谓之塞。色取人而实远之，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分于道，谓之性(分谓始得为人)。形于一，谓之命(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
信者，人之所承也。发号施令，以一人心，谓之信。
或曰：“乐与音同乎？”对曰：“昔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曰：‘夫古乐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郑音好滥，淫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卫音趋数，烦志也；齐音傲僻，骄志也。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乐之异也。’”(董生曰：“古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时者，而以深入教化于人，然后功成作乐。乐其德也。故国风淫俗在于管弦。”《乐书》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正，而理道备矣。”此又声、音之异也。)
礼者，履也。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又曰：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恶，谓之礼也。)
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
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谓之智。
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又曰：道者，谓人之所蹈，使万物不失其所由也。)
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又曰：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建功立事也。)
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改，谓之虐；敬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又曰：恭不中行，谓之逆。又曰：令而不行，谓之障。)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
内心明白了某种道理，但不借助语言，就不能把这道理表达出来；把某种事物用一定的名称规定下来，但不借助语言，就无法把它与别的事物区分开来。不借助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就无法与别人沟通交流；不借助名称来区分事物，就无法显现你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如推本溯源，并非事物自来就有名号称谓，也并非道理自来就有固定的概念范畴。而要区别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为它们规定不同的名号称谓；要传达你内心的思想，就必须确立一定的概念范畴。所以才有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概念范畴。什么是道呢？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坐在那里时，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出行时知道要往哪里去；办事知道所凭借的条件；行动起来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是道[还有一种说法是：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使万物不迷失其必然的法则。]什么是德呢？德就是人所获得的，也能够使别人各得其所就是德。仁就是爱，得到利益，除去祸害，博爱无私就是仁。[又说：仁就是爱心。同情心和怜悯心便能发展为仁。]义就是合宜，明确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的界线就是义。[又说：义就是人所做一切都无不合宜，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以此来建立功业就是义。]礼就是人们必须要实行的。或进或退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尊卑、长幼、上下、贵贱都要有所差别就是礼。[又说：礼，就是人必须实行的。早起晚睡，为的都是维护君主的统治秩序。或说：褒奖善行，防止过恶就是礼。]智就是人们的知识。用来判断得失、是非等等的能力就是智。信就是人们的承诺，发号施令时，都以最高统帅一人的意志为准则就是信。看到事物的开端，就能预知它的后果，执不变之道应对变化元常、复杂多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就是术。[还有一种说法：专杀生之大权，能打通堵塞的渠道，有衡量轻重缓急的能力，准确地评论得与失，能使远近，真假无法隐藏地呈现在君主面前就是术。]
刘向《说苑》中说：“顺从君主的命令，也确实有利于君主就是顺。[又说：君主命令正确，臣下因而服从就是顺。]顺从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不利就是谀。[又说：该说时不说是隐，该劝阻时不去劝阻就是谀。还说：君主不正确而臣下顺从就是逆。]违背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有利就是忠。[还说：
把财物分给别人就是惠，用善来教诲别人就是忠。荀子说：用高尚的德行遮护君主并能感化他，这是最大的忠；用自己的品德弥补君主品德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确的意见劝谏君主不正确的做法，激怒君主是下忠。]违背君吏的命令而且不利于君主的就是乱。[还说：奖赏没有功绩的人也是乱。]君主有错误，而且即将危胁到国家根本利益，这时能畅所欲言，陈述已见，君主采纳，便留下来继续为官，不采纳便辞职回家，这是谏臣。采纳自己的意见没便罢，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死明志，这是净臣。能率领群臣向君主进谏，解除国家的祸患，这是辅臣。违抗君主错误的命令，改变君主的行事，使国家从危难中安定下来，消除了君主的耻辱，这是弼臣。”[所以说谏、诤、辅、弼之臣才是国家的忠臣，明主的财富。]
《庄子》说：“什么都不管，一味求进就是佞，观察君主的好恶然后说话就是谄。说话不分别是非一味顺从就是谀。好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谗。假装称誉别人，而实际上希望别人倒霉叫慝。不分善恶，两者兼容，都表现出和颜悦色的样子，暗中却盗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叫险。”古语说：“用可行的方法补救不可行的方法就叫和。无论对自己喜欢的还是憎恶的，一概不表示反对意见就叫同。用贤者取代贤者就叫夺。用不贤者取代贤者就叫伐。法令本来宽缓，可是定罪却很苛刻就叫暴。把好的东西都窃为已有就叫盗。自己有罪恶却不知改过就叫虐。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野。有禁令也不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叫逆。[又有一种说法，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逆。还说：有令不行就叫障。]禁止错误的，树立正确的就叫法。明知是善事偏偏不去做叫狂。明知做了坏事却不想改正就是惑。”姜太公说：“敛取天下珠宝、玉石、美女、金银、彩缎就叫残。收用暴虐的官吏，滥杀无罪的人，完全不按法度就叫贼。”[《庄子》说：“离间亲戚朋友就叫贼。”荀子说：“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不体恤国家的得失，苟合取容，拿国家的俸禄供养自己的朋友，就是国家的盗贼。”]贤人不来报效朝廷就叫蔽。忠臣不来报效朝廷就是塞。表面上选择仁爱而实际上违背仁爱就叫虚伪。不以诚心对待臣子却指望臣子以诚心侍奉自己就叫愚蠢。从浑沌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人就是性。秉受天地之性叫命。凡是人都有金木水火土五种秉性，但不同地域的人却有刚、柔、缓、急、音、声的差别，这是与水土之气有关系的，这就叫土风。好恶、弃取、动静都没有永久不变的法则，而是随顺着当今皇帝的情趣爱好，这就叫民俗。”
有人问：“乐和音相同吗？”赵子回答说：过去魏文侯曾问子夏说：“我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的来听古乐，只怕打瞌睡。而听郑音时则一点也不感到疲倦。请问，古乐是那样而新乐又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说：
“现在你问的是乐的问题，而你所爱好的却是音。乐与音虽然有相近的地方，性质却是不同的啊。”文侯说：“那请问怎么不同呢？”子夏说：“古乐，是在天地正常运行，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有序，百姓得其所欲，五谷丰登，没有疾疫流行，也没有什么不吉祥的兆头的时节，这叫做无所不当的时代，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君臣的关系准则来作为治理天下的纪纲。纪纲端正之后，天下也完全安定了。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元射），调和五声（宫商角徵羽），然后配上琴瑟，歌唱《诗》和《颂》，这称做德音。只有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上说：‘默然清静，显示出他的德音，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是非既明，善恶既分。能做师长，也能做人君。统治这个大国，使百姓顺服，上下相亲。至于文王，其德从无遗恨。既己享受上帝的福佑，还要延及他的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如今你所喜好的，是沉溺在音里了啊。郑音太滥，会使人的心志惑乱；宋音安逸闲适，使人心志沉溺，难于振作；卫音急促，使人心志烦燥；齐音狂做偏邪，使人心志骄恣。这四国之音都会令人沉溺美色，有害于品德。所以祭祀大礼时不用它们。这就是乐与音的区别。”[董仲舒说：“古代还没有制礼作乐的时代，便使用先王传下古乐中适合当时的，用来深入教育化导百姓。
教化百姓的目的达到之后才制礼作乐。所谓乐，就是乐于圣人之德。所以国风淫俗，都是由于所配的管弦等乐调啊。”《乐书》上说：“懂得声却不懂得音的是禽兽。懂得音而不懂得乐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
所以考察声便能懂得音；考察音便能懂得乐；考察乐便能懂得政治。懂得了乐和政治，那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也就完备了。这又是声和音的区别。]
有人又说：“音与乐的问题我已经听你讲明白了，请问仪和礼相同吗？”
赵子回答说：过去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和应酬宾客的礼节，太叔回答说：“你问的是仪而不是礼。我曾听过去郑国大夫子产说过，礼是天之经、地之义，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天地之常经，百姓确实是当作法则来对待的。
以天的光明日月星辰为法则；依地阴阳刚柔之性来行事。生成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散发酸咸辛甘苦五味，化作青黄赤白辉五色，显现为宫商角徽羽五声。六气、五行、五色、五味、五声一旦过度失正，就会产生昏乱，百姓因而迷失其本性。所以制礼来承持民之本性。人有好恶喜怒哀乐，这都生于六气，所以要研究六气而制礼，以约束这好恶喜怒哀乐六种心志。哀表现为哭泣，乐表现为歌舞，喜表现为施舍，怒表现为争斗。哀乐不失其常才能与天地六气协调，才能长久。所以如果人能屈能伸来顺从礼的规定就可以称他为成人了。”
有人又问：“但是究竟什么是仪呢？”赵子回答说：供养国中人才并教给他们六仪：祭祀时的仪容要肃穆、正大；接待宾客时的仪容要庄重恭敬；在朝廷时的仪容要威仪整齐、多而不乱；在丧礼上的仪容要悲哀疲惫；军队的容仪要果断刚毅；车马的容仪要壮盛整齐。这就是礼和仪的区别。界定名称的弊端在过于抠字眼。假如没有这种弊端，那么界定名称的方法就是一种好方法。
结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学派分为九流，其中第九就是杂家。他说杂家兼取儒墨二家之长，融汇名法于一家之说。傅玄曾用九品论人，其第九品是杂才，长于讽谏论辩。由此看来，杂取各家之说的好处，古代人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此篇文章，用杂家思想阐明道理，叙述史事，目的是为对将来的君子能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