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不过……”我马上直奔主题，说道，“能不能把那些笔记本借给我一段时间？”
“如果是已经过了十年，那么，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这是作为对你的感谢而寄给你的吧，尽管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好像的确是蒙受了相当大的磨难呐。倘若这些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么，说不定我也会带他去精神病医院的。”
“你呀，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呐。”
“行啊，你就拿去吧。”
“都是他的父亲不好。”她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是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
然而今年二月，我去拜访了疏散在千叶县船桥的一位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所谓学友，现在是某女子大学的讲师。事实上，我曾经拜托这个朋友给我的一个亲戚说媒，也因为有这层原因，再加上我打算顺道采购一下新鲜的海产品给家里人吃，所以就背上帆布包向船桥出发了。
“不，都成老太婆了。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倒是你才年轻呐。”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狂人，其实并不直接相识，但我却与另一个人略有交情，她可能就是上述手记中所出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是一个个头不大的女人，脸色苍白，细细的眼睛向上挑着，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硬派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美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英俊青年。这三篇手记主要描写了昭和五至七年那段时间的东京风情。我曾在朋友的带领下顺道去京桥的酒吧喝过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当时正是昭和十年前后，恰逢日本的“军部”越来越露骨地猖獗于世之时。所以，我不可能见到过写下这些手记的那个男人。
那儿的老板娘似曾相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十年前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似乎也马上想起了我似的。我们彼此都很吃惊，然后又相视而笑了。我们没有像当时的惯例那样彼此询问遭到空袭的经历，而是非常自豪地相互寒暄道：
“这个人还活着吗？”
“你哭了？”
我们彼此寒暄着，说了一通久别重逢的人之间常说的话，然后相互打听着共同的朋友以后的消息。过了一会儿，老板娘突然改变了语调问我道：“你认识阿叶吗？”我说“不认识。”老板娘走到里面去，拿来了三本笔记本和三张照片，交给我说道：
“哎呀，这可就不知道了。大约十年前，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照片的邮包寄倒了京桥的店里。寄件人肯定是阿叶，不过，邮包上却没有写阿叶的住址和名字。在空袭期间，这些东西和别的东西混在了一起，竟然神奇地逃过了劫难，这阵子我才把它全部读完了……”
“哪里哪里。小孩都有三个了。今天就是为了他们才出来买东西的。”
手记上所记述的都是些过去的事了，但即使现代的人们读来，想必也会兴致勃勃的。我想，与其拙劣地加以添笔，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让哪家杂志社发表出来更有意义。
“不，与其说是哭，……不行啊，人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已经不行了。”
那天夜里，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决定留宿在他那里。直到早晨我都没能入眠，一直出神地阅读那三篇手记。
给孩子买的海产品，尽是一些干货。背上帆布包，告别了朋友，我又折进那家酒吧。
“或许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呐。”
船桥是一个濒临泥海的大城镇。无论我怎样告诉当地人那个朋友的门牌号数，因为是新搬过去的缘故，也没人知道。天气格外寒冷，我背着帆布包的肩膀也早已疼痛不已，这时我被唱机里发出的提琴声吸引住了，于是我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大门。
我的天性如此，对于别人硬塞给我的材料是无法加工写成小说的，所以，我当场就打算还给她，但却被那些照片吸引住了（关于那三张照片的怪异，我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以致于决定暂且保管一下那些笔记本。我说：“我回来时还会顺道来的，不过，你认识××街××号的××人吗？他在女子大学当老师。”毕竟她也是新近搬来的，所以她倒认识。她还说，我的那个朋友也常常光顾这家咖啡馆，他的家就在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