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7日凌晨
而且，最好还是青少年时期的磨难，才更容易铸就坚毅的性格，培养远大的理想。现代伟大的鲁迅先生便是如此。而当年的曹雪芹比起鲁迅先生来就更有的说，曹家起初更富庶，但后来跌落得更彻底，成了罪臣子弟。败落那时他才十三岁，就渐渐地领略了人间疾苦和世态炎凉。父叔罹难，亲友背叛，家人失散，作为个人能遭遇到的苦难他几乎全遇到了。但他没有沉沦，而是执起了笔，最终基本完成了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的巨着。
历史题材创作近年来相当火热，却一度聚焦于皇室冲突、后妃矛盾及宫廷斗争，而对代表中华民族的精英们反而有所忽略。这应当说是前一段时间文艺创作的一大偏向。从先秦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屈原，直到清代的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王国维等，他们这些人物可都是铸造了我们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的“大写的人”啊！可在当今的小说、电影、电视、戏剧中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追求和他们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时下文坛艺苑的一大遗憾。
更高地要求，如果能通过曹府及李家这两个封建家庭的兴衰，写出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和必然衰亡的趋势就更好。《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事实上曹家及李家(令人想到荣宁二府)中发生的一幕幕，也提供了很好的创作基础。书中涉及的翠萍与她的表弟安怀远被三太太迫害致死，如果不从个人恩怨着眼，是完全可以深掘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意蕴的。我们不能要求徐淦生先生达到曹雪芹的水准，曹雪芹毕竟只有一位，但若以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为叙述对象，那远远地望其项背还是应当的。
伟大的文艺作品从来不只是作者身世的重现，尤其像《红楼梦》这样博大精深的巨作，绝不能单纯看做是曹雪芹及其家族生活的描摹。索隐派、考据派试图从《红楼梦》中去探寻微言大义，又都从曹雪芹的家世和经历中寻找蛛丝马迹，自然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但作品与作者的家世和经历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我们不要那么机械、那么刻板，我们还是可以将作品与作者的家世和经历进行互证的。而且，就是作者的虚构和想象，不论多么超逸，也仍可从作者的直接经历、间接经验中找到其依据和根基。所以古代人讲究“知人论世”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对曹雪芹的家世、经历及清初的历史状况愈了解，我们对《红楼梦》的理解才能愈深入。
还好，已经有了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着手补偏救弊。徐淦生先生写了厚实的一部《悲情曹雪芹》。当然，具体到曹雪芹，因为其家族的原因，不得不卷入宫廷纷争，那是无法回避的。但徐淦生先生没有更多地去渲染这些，而是将这些当做铸造曹雪芹人格和才华的环境和氛围，较好地把握了处理的分寸。
在英才与磨难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到了今天这似乎也成了一个问题。据说比尔？盖茨等就没经历过什么磨难，照样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我这方面没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我想，自古以来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无不经受了诸多的磨难。比尔？盖茨等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估计也是历史的特例，我也愿意这样的特例在新世纪成为常例。可惜，到现在这个阶段，不论中外，我们看到的却是：只有经由磨难，才能使人更加透彻地理解人性的种种表现，更加切肤地理解社会的运转和变迁，并一定要不被磨平了、磨圆了，方可能脱颖而出。至少在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可以这么说。
但有些地方交待过多，还是没有完全把握好历史资料与艺术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何将枯燥的史料化为生动的形象，的确是一大难题。
徐淦生先生在创作中遵循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历史题材创作规律，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其想象力。小说相当真实地描绘了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他所处的环境，他所交往的人们。书中对几位女子的塑造尤其成功。卿卿、玉莹、紫雨、墨云、嫣梅等都栩栩如生，她们中的几位惨死也让我们痛心疾首。男性中，十三龄的仗义、丁汉臣的忠诚与曹桑格的奸诈、陈辅仁的卑鄙等等，也都跃然纸上。这些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红楼梦》中找到他们的影子，所以说史实与小说有时是可以互证的。
尽管有一些思想上、艺术上的不足，但《悲情曹雪芹》还称得上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而且作用注意顾及到当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时尚，因而我想，如果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并有一些出色的编导演参与，那应当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佳作。
著名评论家朱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