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赫尔曼含糊地咕哝的诗句摘自普希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写给他妻子的一首短诗。我在这儿将全诗抄录，是我自己翻译的，保留原诗的韵律，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取的——不，是不能容许的——除非是在诗的天空中一个非常特别的群星汇聚的情况下，如同这里所遇到的情形。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蒙特勒
疯狂的赫尔曼最后逃亡的“迢远的处所”位于鲁西永，那地方很省钱。在他之前三年，我在那儿开始写我的关于棋的小说《防守》。我们让他在那儿可笑地遭受惨败，不去说他了。我不记得他最后是怎样的结局。毕竟，在此期间，我写了十五部其他的书，三十年过去了。我甚至不记得他建议导演的那部电影是否真由他拍摄了。
现在这一版本中，我不只是对三十年之久的译文做了修改：我重写了Otchayanie本身。幸运的研究者如有可能对三个版本作一比较，将会发现增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文字，这段文字在人们较为胆怯的时代被愚蠢地删去。在一个学者看来，这公平吗，这聪慧吗？我很容易会想象普希金会对因为篡改他思想而不安的人说些什么；但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在一九三五年预先读到这一九六五年的版本的话，我会多么高兴和兴奋。一个年轻作家对他日后会成为的老作家的狂热之爱，是一种最值得称颂的勃勃雄心。这种爱没有得到著述颇丰的老人的回应，因为即使他确实不无遗憾地回想起那是年轻人单纯的爱好和天真的性情所致，他对于青春年少时的笨拙练习并不多加思考，而只是耸一耸肩而已。
《绝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意。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那些小说一会儿被大吹大擂，一会儿又被哄赶下台。热情很高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会认为他从我的搁置已久的文稿中发现了形状新奇的东西或者维也纳炸小牛肉片式的梦，然而如果仔细看一看和想一想，原来只不过是我的经纪人制造的一个嘲弄人的幻景。让我再补充一句，以防万一，研究文学“流派”的专家们这次应该聪明地避免随意给我加上“德国印象派影响”：我不懂德文，从没有读过印象派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谁。另一方面，我懂法文，如果有人把我的赫尔曼称为“存在主义之父”，我将会兴趣盎然。
此书中有许多令人愉悦的对话，菲利克斯最后在冬日森林中的那个场景当然是很好玩的。
俄文版《绝望》（Otchayanie——一声要响亮得多的吼叫）一九三二年写于柏林，一九三四年在巴黎的移民杂志《当代纪事》连载，一九三六年由柏林的移民出版社彼得罗波利斯出版。正如我的其他作品一样，Otchayanie（尽管赫尔曼猜想过）在这典型的极权国家被禁止出版。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不可避免地，有人试图在我一部比《绝望》晚许多年写的小说里找到我从《绝望》中提炼出来注入故事叙述者言语中的那种毒素；对于读者这种努力，当时我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如果说赫尔曼和亨伯特相像的话，那只是说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画的两条恶龙相像而已。两人都是神经官能有问题的恶棍，但在天堂里有一条绿色通道，亨伯特得以每年一次在薄暮时分在那儿漫步；但地狱却永远不会假释赫尔曼。
与我的另外几本关于移民的小说相比，此书的白俄色彩比较少一些；因此，对于在三十年代左倾宣传的环境中长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便较少地令人困惑和烦恼了。另一方面，思想简单的读者会喜欢它的简单的结构和有趣的情节——不过，这情节却不是第十一章中那封粗鲁的信的写信人所想象的那么为人们所熟悉。
一九三七年，伦敦的约翰·朗出版社出版了《绝望》的简装版，惠，该书销售得还是很糟，几年后一颗德国炸弹将所有的剩书付之一炬。就我所知，最后剩下的惟一一本书就是我所有的那一本——也许从伯恩茅斯到特威德茅斯海边寄宿宿舍的阴暗书架上被遗弃的读物中还有两三本。
是时候了，我亲爱的，是时候了。心灵要求休憩。时光日复一日地飞逝，每一小时都带走生命的一部分；但同时你和我想要一起居住在……啊！那时，我们就死亡。世界上没有天赐之福：虽然有宁静和自由。我一直希冀了解那令人羡慕的命运：我，一个困顿的奴隶，一直在思考逃亡逃到一个迢远的有工作和纯粹快乐的处所。
一九三六年底，那时我还住在柏林——在那儿，另一种野性开始传布——我为一家伦敦出版社翻译了Otchayanie。虽然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总是在我所谓的俄语作品的页边草草地写上英语，但这是我初次严肃地尝试为了一个姑且可以被称为艺术的目的而使用英语（如果不算一九二○年前后在剑桥大学的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首糟糕的诗）。在我看来，其结果是文体上的粗陋而臃肿，于是我通过柏林的一家代理公司请一位脾气很坏的英国人审读一遍原稿；他在第一章发现了一些文理不通的地方，然后拒绝再读下去，他不喜欢这本书；我怀疑他也许感到这可能不是一篇真正的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