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的奋战，是他和卢梭共同的争斗，此外尚另有一种更甚于此的争斗充塞着托尔斯泰最后三十年的生命，这是他心魂中两种最高的力量的肉搏：真理与爱。
战斗告终了，以八十二年的生命作为战场的战斗告终了。悲剧的光荣的争战，一切生的力量，一切缺陷一切德性都参预着。——一切缺陷，除了一项，他不息地抨击的谎言。
如何解决？——他不知道。让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去轻蔑地批判他罢。当然，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法，找到了真理，他们具有确信。在这些人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弱者，一个感伤的人，不足为训的。无疑的，他不是一个他们所能追随的榜样：他们没有相当的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属于富有虚荣心的优秀阶级，他亦不属于任何教派，——他既非伪善者，亦非如他所称谓的犹太僧侣。他是自由基督徒中最高的一个典型，他的一生都在倾向于一个愈趋愈远的理想。“一个基督徒在精神上决不会比别人高或低；但他能在完满的道上，活动得更快，这便使他成为更纯粹的基督徒。因此，那些伪善者的停滞不进的德行较之和基督同时钉死的强盗更少基督教意味，因为这些强盗的心魂，永远向着理想而活动，且他们在十字架上也已后悔了。”（见《残忍的乐趣》）托尔斯泰并不向那些思想上的特权者说话，他只说给普遍人听。——他是我们的良知。他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为我们不敢在自己心中加以正视的。而他之于我们，亦非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宝座上，威临着人类的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我们的弟兄”。
基督教信仰中的美丽而道德的贞洁，和使托尔斯泰具有悫直之风的谦虚，卢梭都从未认识。隐在卢梭之后，——在鹭鸶岛的铜像周围，——我们看到一个日内瓦的圣皮埃尔，罗马的加尔文。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却看到那些巡礼者，无邪的教徒，曾以天真的忏悔与流泪感动过他的童年的。
真理，是在他兄弟死后一切都毁灭了的时候所仅存的东西。“真理……在我道德观念中惟一存留的东西，我将崇拜的惟一的对象。”（一八六○年十月十七日）真理，是他生命的中枢，是大海中的岩石。......但不久之后，“残酷的真理”同前于他已不够了。爱占夺了它的地位。这是他童年时代的活泼的泉源，“他的心魂的自然的境界”。“纯粹的爱人类之情是心灵的天然状态，而我们竟没有注意到。”（当他在卡赞当学生时代的《日记》）一八八○年发生精神错乱时，他绝未舍弃真理，他把它导向爱的境界。“真理会导向爱情……”（《忏悔录》一八七九至八一年）“我把真理放在爱的一个单位上……”（同前）爱是“力的基幢。“你永远在提及力量？但力的基础是爱。”（见《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安娜的话）爱是“生存的意义”，惟一的意义，当然，美亦是的。“美与爱，生存的两大意义。”（《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爱是由生活磨炼成熟后的托尔斯泰的精髓，是《战争与和平》、《答神圣宗教会议书》的作者的生命的精髓。“我信上帝，上帝于我即是“爱”（一九○一年《答圣西诺德书》）“是的，爱！"
他不会如卢梭一般写他的《忏悔录》，因为卢梭曾言：“因为感到我的善胜过恶，故我认为有说出一切的利益。”见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幻想录》中《第四次散步》。托尔斯泰试着写他的《回忆录》，终于放弃了；笔在他手中堕下，他不愿人们将来读了之后说：“人们认为那么崇高的人原来如此！他曾经是何等卑怯！至于我们，却是上帝自己令我们成为卑怯的。”致比鲁科夫书。
托尔斯泰从未欺妄过他两种信心中的任何一种。在他成熟期的作品中，爱是真理的火焰。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这是一种从高处射下的光明，一道神恩普照的光彩烛照在人生上，可是不复与人生融和了。我们在《复活》中看到信仰统制着现实，但仍站在现实之外。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人物。每当他隔别观察他们的面目时，显得是弱的，无用的，但一等到他以抽象的方式加以思索时，这些人物立刻具有神明般的圣洁了。参看《一个绅士的早晨》，——或在《忏悔录》中理想的描写，那些人是多么质朴，多么善良，满足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博得人生的意义，——或在《复活》第二编末，当涅赫留多夫遇见放工回来的工人时，眼前显出“这人类，这新世界”。——在他日常生活中，和他的艺术同样有这种矛盾的表现，而且更为残酷的。他虽然知道爱所支使他的任务，他的行动却总不一致；他不依了神而生活，他依了世俗而生活。即是爱，到哪里去抓握它呢？在它不同的面目与矛盾的系统中如何加以辨别？是他的家庭之爱，抑是全人类之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在这两者中间彷徨。
真理，——“这直透入心魂的目光，”——透入你内心动的灰色的眼珠中的深刻的光明……它是他的最早的信仰，是他的艺术之后。
“成为我作品中的女英雄的，为我以整个心魂的力量所爱的，在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美的，这便是真理。”《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
但这两颗心魂毕竟有极大的差别，托尔斯泰的是更纯粹的基督徒的灵魂！且举两个例子以见这位日内瓦人的《忏悔录》中含有多么傲慢，不逊，伪善的气氛：“永恒的生灵！有人能和你说——只要他敢：我曾比此人更好！”
他们中间亦有极强的，如拿破仑。他们在人间留下可怕的痕迹，播下不和的种子。——有让他的翅翼推动的人，慢慢地向前，翱翔着，如僧侣。——有轻浮的人，极容易上升而下坠，如那些好心的理想家。——有具有强大的翅翼的人……——有天国的人，为了人间的爱，藏起翅翼而降到地上，教人飞翔。以后，当他们不再成为必要时，他们称为‘基督’。”
托尔斯泰却为了他过去生命中的罪恶而痛哭流涕：“我感到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我一切以往的卑怯，这些卑怯的回忆不离我，它们毒害了我的生命。人们通常抱憾死后不能保有回忆。这样将多么幸福啊！如果在这另一个生命中，我能回忆到我在此世所犯的一切罪恶，将是怎样的痛苦啊！
但这种博爱的联系是难于维持的。有时候，人生的现象与痛苦是那么悲惨，对于我们的爱显得是一种打击，那时，为了拯救这爱，拯救这信念，我们不得不把它超临人世之上，以至它有和人世脱离一切关系的危险。而那秉有看到真理，且绝对不能不看到真理的这美妙而又可畏的天赋的人，将怎么办呢？托尔斯泰最后数年中，锐利的慧眼看到现实的残酷，热烈的心永远期待着锻炼着爱，他为了心与目的不断的矛盾所感到的痛苦，谁又能说出来呢？
“我敢毫无顾忌地说：谁敢当我是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该死。”
世界上曾时常看见那些伟大的思想反叛者出现，他们如先驱者约翰般诅咒堕落的文明。其中的最后一个是卢梭。在他对于自然的爱慕，自然一向是托尔斯泰的“最好的朋友”，好似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一个朋友，这很好；但他将死，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能跟随他。至于自然，我们和它的关系是那么密切，不啻是买来的，承继得来的，这当然更好。我的自然是冷酷的，累赘的；但这是一个终身的朋友；当一个人死后，他便进到自然中去。”（致费特书，一八六一年五月十九日）他参预自然的生命，他在春天再生，（“三月四日是我工作最好的月份，”——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他到了暮秋开始沉闷（“这于我是死的一季，我不思想，不写，我舒服地感到自己蠢然。”——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致费特书）在他对于现代社会的痛恨，在他极端的独立性，在他对于圣书与基督教道德的崇拜，卢梭可说是预告了托尔斯泰的来临，托尔斯泰自己即承认，说：“他的文字中直有许多地方打动我的心坎，我想我自己便会写出这些句子。”见和保尔·布瓦耶的谈话。（一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巴黎《时报》）实在，人们时常会分不清楚，例如卢梭的朱莉（ A朱莉是卢梭著《新爱洛伊丝》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在临终时的说话：“凡我所不能相信的，我不能说我相信，我永远说我所相信的。属于我的，惟此而已。”和托尔斯泰《答圣西诺德书》中的：“我的信仰使人厌恶或阻碍别人，这是可能的。但要更改它却不在我能力范围以内，好似我不能更变我的肉体一样。我除了我所相信的以外不能相信别的，尤其在这个我将回到我所从来的神那边去的时候。”或卢梭的《答特博蒙书》似乎完全出之于托尔斯泰的手笔：“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主告我凡是爱他的同胞的人已经完成了律令。”或如：“星期日的全部祷文又以归纳在下列这几个字中：“愿你的意志实现！”（卢梭《山中杂书》第三）与下面一段相比：“我把主祷文代替了一切祷文。我所能向上帝祈求的在下列一句中表现得最完满了：‘愿你的意志实现！’”（一八五二——五三年间在高加索时代的《日记》）两人思想的肖似不独在宗教方面为然，即在艺术方面亦是如此。卢梭有言：“现代艺术的第一条规则，是说得明明白白，准确地表出他的思想。”托尔斯泰说：“你爱怎么想便怎么想罢，只要你的每一个字都能为大家懂得。在完全通畅明白的文字中决不会写出不好的东西。”此外我亦说过，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对于巴黎歌剧院的讽刺的描写，和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的批评极有关连。
我们大家都体验过这悲剧的争斗。我们屡次陷入或不忍睹或痛恨的轮回中！一个艺术家，——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个认识文字的美妙而又可怕的力量的作家，——在写出某项某项真理的时候，感得为惨痛的情绪所拗苦：此种情形何可胜数！
最初是醉人的自由，在远远里电光闪闪的风雨之夜互相摸索冲撞的情欲，——爱情与幻梦的狂乱，永恒的幻象。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这骚乱烦闷的青春时代……接着，婚后最初几年中的恬静。爱情，艺术，自然的幸福，《战争与和平》。天才的最高期，笼罩了整个人类的境界，还有在心魂上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些争斗的景象。他统制着这一切，他是主宰；而这，于他已不足够了。如安德烈亲王一样，他的目光转向奥斯特利茨无垠的青天。是这青天在吸引他：“有的人具有强大的翅翼，为了对于世俗的恋念堕在人间，翅翼折断了：例如我。以后，他鼓着残破的翅翼奋力冲飞，又堕下了。翅翼将会痊愈变成完好的。我将飞翔到极高。上帝助我！”见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记》。那一页是最美丽的一页，我们把它转录于下：“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翅翼的笨重的人。他们在下层，骚扰着。
这是他在最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时代所写的句子，《忏悔录》便是这时期的回忆与回声。托尔斯泰曾屡次堕在地下折断了翅翼。而他永远坚持着。他重新启程。他居然“遨翔于无垠与深沉的天空中了”，两张巨大的翅翼，一是理智一是信仰。但他在那里并未找到他所探求的静谧。天并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之内。托尔斯泰在天上仍旧激起他热情的风波，在这一点上他和一切舍弃人世的使徒有别：他在他的舍弃中灌注着与他在人生中同样的热情。他所抓握着的永远是“生”，而且他抓握得如爱人般的强烈。他“为了生而疯狂”。他“为了生而陶醉”。没有这醉意，他不能生存。“一个人只有在醉于生命的时候方能生活。”（《忏悔录》一八七九年）“我为了人生而癫狂……这是夏天，美妙的夏天。今年，我奋斗了长久；但自然的美把我征服了。我感着生的乐趣。”（一八八○年七月致费特书）这几行正在他为了宗教而狂乱的时候写的。为了幸福，同时亦为了苦难而陶醉，醉心于死，亦醉心于永生。一八六五年十月《日记》：“死的念头……”“我愿，我爱永生。”他对于个人生活的舍弃，只是他对于永恒生活的企慕的呼声而已。不，他所达到的平和，他所唤引的灵魂的平和，并非是死的平和。这是那些在无穷的空间中热烈地向前趱奔的人们的平和。在于他，愤怒是沉静的，“我对于愤怒感到陶醉，我爱它，当我感到时我且刺激它，因为它于我是一种镇静的方法，使我，至少在若干时内，具有非常的弹性、精力与火焰，使我在精神上肉体上都能有所作为。”（见《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一八五七年）而沉静却是沸热的。信心给予他新的武器，使他把从初期作品起便开始的对于现代社会的谎言的战斗，更愤激地继续下去。他不再限于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而向一切巨大的偶像施行攻击了：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平民教育，慈善事业，和平运动……他为了一八九一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所写的关于战争的论文，是对于一般相信仲裁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的一个尖锐的讥刺：“这无异于把一粒谷放在鸟的尾巴上而捕获它的故事。要捕获它是那么容易的事。和人们谈着什么仲裁与国家容许的裁军实在是开玩笑。这一切真是些无谓的空谈！当然，各国政府会承认：那些好使徒！他们明明知道这决不能阻止他们在欢喜的时候驱使千百万的生灵去相杀。”（见《天国在我们内心》第六章）他痛骂它们，把他们攻击得毫无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