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候,当人们还用竹帛写字时,就有了一种丝质的“絮纸”。纸字的左半边是“糸”,就是因为原始的纸是用蚕丝纤维制成的。那种絮纸可能是漂洗绵絮的劳动妇女首先发明的,是她们从废料中捡出残余的蚕丝纤维制出的副产品。由于原料来源有限,产量不多,絮纸并没有用作书写材料,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可贵的造纸方法。随后,古人在制造絮纸经验的基础上,又制出了最早的植物纤维纸——麻质的纸。不过早期的麻纸很粗糙,还不足以代替缣帛和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到了东汉时期,宦官蔡伦总结了劳动人民的造纸经验,和有关工匠共同设计,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废料,从中提取植物纤维来制造纸张。公元105年,一种轻便便宜又能大量生产的植物纤维纸试制成功了,从此,造纸术流传各地,纸的应用也就推广开了。有了纸张,古人读书写字就有了良好的条件。到了魏晋时期,纸张逐渐取代了笨重的竹木简和昂贵的缣帛,纸写本书籍流行开来。但是,在书籍全靠抄写来流传的时期,古人读书还是相当困难的,文化的普及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一部长篇巨著,就得抄上几年甚至10多年的时间,不但耗费了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抄来抄去,容易发生错误和脱漏。一有抄错抄漏,往往把原书的意思都改了。一部宝贵的著作,假如只有一个或几个抄本,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这部好书就容易被毁掉。我国古代有不少有名的典籍就是因此而没能保存下来。
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记载着丰富多彩的发明创造,举世闻名的印刷术,就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发明的。
大概也是在商朝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用毛笔和墨在竹木简上书写了。竹木简就是细长的竹片或木片,每片长约一二尺,宽约半寸左右。每片多的写三四十个字,少的写七八个字。一个文件要用上几十片或几百片,一部书要用上千片。成百上干的竹木简,需要按顺序用麻绳把它们编连起来,麻绳容易断烂,所以有时用丝绳,叫做“丝编”,有时用熟皮带,叫做“韦编”。通常是先编后写。编串起来的竹木简,古时候叫册。册字古人写成“”,就像几片竹木简编连在一起的样子。通常一册是一篇完整的文字,所以又叫做“篇”。直到今天我们还沿用着册和篇的名字,只是册、篇的概念有了一些变化。古人把写在竹木简上的书称做简册,有了简册,古人读书的条件就好多了。但是,也有诸多不便。首先,读起来十分烦琐。竹木简不但翻动起来相当笨重,而且日子一久,翻动的次数多了,编串竹木简的绳子、皮带便容易断,带子断了,简的次序一乱,就不容易读,要整理和重编又得花费许多时间。我国古代的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孔子,他老年时用功研究《易经》,由于时常翻动,那竹木简的皮带就断了三次,这就是人们说的“韦(皮带)编三绝”的典故。由此可见古人读简册是很困难的。其次,简册体积大,又沉重,携带起来很不方便。据说战国时候有个名叫惠施的学问家,他外出旅行时随身所带的书籍要用五辆车装载,故而后人称赞读书很多的人为“学富五车”。其实五车简册的内容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本书。汉朝有个文学家名叫东方朔,他写信给汉武帝献策献计,这封信一共用了3000多片竹简,要两个壮汉才能抬得起来,汉武帝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看完。还有东汉初年,光武帝把图书搬到洛阳,就用了2000多辆车子装运。这些事例说明简书携带起来实在太不方便了。简册的这些缺点,不仅给古人的学习带来困难,同时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十分不利。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出现了。丝织品有缣、帛等名称,所以这种书就称做“缣书”、“帛书”。战国时期的《墨子》书里,有“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载,可见那时帛和竹木简已经同时并用。汉代的著作里,常用竹、帛二字表示记录,竹帛成了书籍或历史的代名词,成语“名留竹帛”就是名留史册。长幅的帛书总是卷起来收藏的,因此有了“卷”的名称。古时“卷”和“篇”是计算书籍数量的单位。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一部记录国家图书馆藏书的书籍目录,其中记录的书有用篇计算的,也有用卷计算的,而用卷计算的还不到用篇计算的一半。篇指简书,卷指帛书,这说明汉代的主要书写材料还是竹木简,帛书还不普及。很显然,竹木简比帛便宜得多,尽管没有帛轻便,但还得使用它。不过帛书到东汉时还是相当流行的。《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东汉末年,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官府和宫廷的帛书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士兵们取帛书做成帷帐车篷,制成袋子,可见当时帛书的数量是不少的。帛书柔软轻便,可随意折叠或卷起,阅读、携带、保存都很方便,它的出现和流行,为古人学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缣帛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还不是普及文化的最好工具,于是,我们的祖先又想法研究新的书写材料了。这样,就有了纸的发明。
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在陶器上刻画示意符号,这些符号由竖道、横道、斜道组成,约二三十种,这可能就是中国原始文字的起源。试想,在陶器上刻画文字和阅读陶器文字,该有多大的困难!
大约从商代后期起,我们的祖先又开始在青铜器上刻字铸字。有的是在器物铸成后刻上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对器物的所有权;有的是在铸造器物时就铸上一篇纪念性短文,说明作器的原因、用途等。青铜器上的这种文字,一般称做“铭”(俗称金文)。铭文少的仅一二字,多的达几百字。像赫赫有名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在鼎腹的内壁上有“司母戊”三个字;西周晚期著名的毛公鼎,铭文多至497个字,为现存青铜器上最长的铭文。我们从发现的铭文里可以学到许多历史知识。但是,青铜器是当时最珍贵的器物,多为统治阶级所专有,一般人见不到;铭文的内容又过于简单,像“司母戊”三个字就有不同的解释,何况有的铭文像图画,很难辨认。可以想像,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和阅读铭文,也是难之又难!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特别是在造纸术尚未问世之前,缺乏轻便便宜的书写材料,文化知识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因而读书学习非常困难。
如上所述,陶器、甲骨、青铜器、竹木简和缣帛曾是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这些材料要么笨重得很,要么价钱很贵,这给古人读书写字带来很大困难。到了汉代,发明了纸,虽然轻便便宜,却要靠抄写传播,人们才能读到书,学到文化知识。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抄写书籍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这就促使我们的祖先想方设法,去探索寻求复制书籍的新工艺,于是,便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到了3000多年前的商代后期,我国的文字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那时的文字大都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后人称之为“甲骨文”。我们今天的汉字就是由甲骨文发展来的。在可认识的汉字中,甲骨文是最古的文字体系,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在5000个以上,能够认识的约1700字。甲骨本身很笨重,并且多已破碎;甲骨文的形态和我们今天的文字差别很大,一般人几乎不能认识它;而且文字的内容都是关于占卜的记录。占就是占卦,卜就是问事,商王凡事必须通过占卦来决定。占卜的记录,叫做卜辞。卜辞用词简单,内容广泛,许多内容目前还不清楚。可想而知,在甲骨上刻写文字和阅读这种文字,该是何等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