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
若以孔子弟子类比，那么陈丹青一定是颜回了，聪明过人，身体力行，任劳任怨。每堂课都写下翔实的笔记，五年的课程一共记录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学回忆录》。
陈丹青写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道：“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木心说：“我养我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是啊，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版画家章学林60年代从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到美国，认识一个叫做木心的漂亮老头。木心写作，写得好，章学林很佩服。后来，章学林却对木心有了不满：“木心老师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他二十二岁那年，刚好是1949年。那时，张爱玲对苏青预言道：“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
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
那一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内焦外患，注定是个大时代。再后来，乌镇沦陷，由汪伪政府统治。
章学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没有革命意识，其实，革命不过木心生命中一小段形成而已。他后来写道：“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第一次接触木心，是高中在学校书店里买过一本《即兴判断》，全是极聪明又隽永的小短句，很吃惊，不知道这个“木心”是哪个时代的人，他/她又有多大的年纪，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
但大时代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轰轰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油画。
章学林很气愤，他是受延安文艺影响的一代，接受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70年代还做过《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版画，听到这样的观念当然愤怒。二十年后，在木心的遗作《文学回忆录》的首发式上，章学林承认，木心说的是对的。
木心喜爱《诗经》，李白有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木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大雅，能用一派衰败的文明气脉托举出他的雅致，亦是我们的幸运。
木心是乌镇人。出生于1927年。
木心自言：“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可我痴心一片，仍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
木心并非没有革过命，只是发现革来革去，成功与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只成仁，那是圆满，是死。若成功而没成仁，那革命者成了当权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消失，那亦是死。
任何时候的传道授业都是危险的，传道的“道”越是至诚至善，这种危险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说：“山下坐着密密麻麻的平民，谁顿悟耶稣在讲什么？两千年来，也极少有人明白耶稣说这话出于什么心态。耶稣的知名度来自误解。当不含恶意的误解转为饱含恶意的曲解——十字架就来。”
后来经过陈丹青的一系列介绍与推荐，才了解了木心——当然，说“了解”是造次了，只知道云深缭绕处有大山，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就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反正都是误解。
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一向只有羡慕别人生活跌宕丰富的富家少爷木心，成了热血青年，发传单，号召人民反抗政权，俊俏如姑娘，却有一身极硬的反骨。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
这话听起来悲凉，但或许是对的。木心死在乌镇，乌镇是个小镇子，殡仪馆也是小小的，挂着俗怆的绸布和标语，看起来十分可笑。是陈丹青赶来，花了两天两夜，才布置成体面得体的样子——连死都是如此。
读者在书店流连挑选，作家却无法挑选他的读者，这是作家的宿命。
《文学回忆录》准确地说，是一部讲义。
2012年，木心先生去世，葬于故乡乌镇，我去乌镇参加他的葬礼。那是个小地方，唯一的殡仪馆十分简陋粗鄙，墙上挂着“不要封建迷信”之类的话，以及对未亡人淡薄的安慰。陈丹青几乎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几天，布置灵堂，挑选葬礼的音乐，这才用一种体面的方式送走了木心先生。
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像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自言“若丧家之狗”。木心带着学生，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做时空的徜徉，行过之处，有情有义。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说自己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
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纪念木心的特刊号而作。
寂寞不只是在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们的文学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疴，一片火热革命后的废墟，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块字，展开一幅完全不同的壮阔组图。直至今日，我们对木心仍是保持着警惕的崇拜，大陆文化界对他几乎噤声，这是源于他的陌生，还是我们的无知？大陆评论家们不熟悉他的腔调，把他的曲高和寡误以为是“木心的尴尬”，认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对现有的文化人产生影响，也不能使没有文化的人对他发生兴趣。
木心的老师福楼拜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是讲对于生活的牺牲。
木心说：“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木心少年时受了文学的启发，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于是背起行囊，把几十年的人生过得跌宕入戏，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写作题材。一生由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了文学。
十几岁之后，他结束了这样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
陈丹青果然像颜回。孔子差点被杀，而颜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颜回终于赶上大家，孔子说：“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颜回的存在，不仅是完全顺从，也是为了延续老师的鲜润光辉。
木心立即回应：“群众没有观点。”
附记：
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道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只有下棋。
如今，木心的文字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为人所爱，有人会为此觉得很愤愤不平，如同自己小心珍藏的音乐忽然成了发廊里也放的流行歌曲。我倒觉得这种愤愤没有必要。宣传木心，他会有种种被理解的可能性；不做这些，连可能性都没有。
艺术家们到了美国，一下子从“未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的共和国语境，掉入了“边缘人”的地位，不适应之余，对于艺术与智识也有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那时的陈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觉得非常惊艳，介绍给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画作，觉得好极妙极，又复印了一叠寄给何立伟……大隐隐于纽约的木心，就这样被这群华人艺术家知道且仰慕，他们时常去木心家中串门聊天至晨曦，最后索性央求他开授正式文艺课。
木心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却仍坚持写着。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缴毁。可以想象，木心这样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难如鱼得水，生活在火热的“文革”时代，会有多么痛苦。他写道：“‘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木心临终前，陷入了谵妄，时常认不出人，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他对陈丹青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并非“文革”不恐怖，也并非他已用强大的艺术修养打败，他只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这梦魇。
“文革”过后，木心先在大陆住了一阵，后又去了纽约，晚年回到故乡乌镇。
至诚至善的道，总是教人牺牲。《十诫》里讲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讲牺牲。《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讲牺牲。
80年代末，一群大陆和台湾的艺术家、作家来到纽约，便把他乡做故乡，聚在一起。画家张郎郎对于这批人有个描述，很精到，他说：“没有现代嬉皮那么疯狂，属于古典雅皮，文化张扬，作风浪漫，生活清苦。”
他“文革”被囚禁十八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木心在文章里从未控诉或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木心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就是被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下令开除，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回大陆。
他没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边只有两个年轻人在照顾，避于莫干山写作，提笔如轻叹：“是我在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