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铁站再坐汽车。”西尔维娅说。
“生活模仿艺术吗。”
“可你才刚到五分钟啊，把这篇文章弄对真的很重要。”
“今天是星期二。”
“对不起，彼得，我只是想……”
“对不起。”她说，我感觉到她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在书本、音乐、穿着和谈吐方面，她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但她绝不需要学习什么是人道。她同我一块儿下了台阶，走进拥挤的地铁车厢。我们手拉吊环，并肩站着。我感觉到她靠着我，心里记起了什么是欲望。这样的情况现在免不了会出现吗？其实呢，那并不是欲望，而只不过是让人想到欲望的东西而已。在古吉街站，她侧过身子为一个新上车的人让道，我意识到她的大腿靠在我的腿上，就像我们意识到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一样。
“我死后不想火葬。”她说。
“福斯特？呃，对不起，我正在想赶到戈尔德斯绿地得花多少时间呢。”
葬礼我迟到了。我到市中心去见一个叫沃特伯里的人，他要在一家小杂志上为我的作品写篇文章。我用扔钱币的办法来决定是否去见他。他文章里的浮夸辞藻，他会在我作品中找到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隐含意义以及我不耐烦去面对的缺点——这些我都太熟悉了。到临了，他会带着屈尊俯就的态度把我放在或许比毛姆稍高一点的位置上，因为毛姆很走红，而我还没有犯这样的罪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不过尽管我保留着一点不成功的人会有的孤傲，那些小杂志还是会像精明的侦探一样闻到味道，寻踪而来。
“谢谢。”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我很喜欢有你陪我一起走。”
“福斯特属于哪个流派吗？我甚至连自己属于哪个流派都不知道。你是在写教科书吗？”
沃特伯里在托特纳姆宫路拐角上一家卖雪利酒的酒吧里等我。他穿了条黑色灯芯绒裤子，抽着廉价烟卷，身边有个姑娘。姑娘个子比他高许多，相貌也好看得多。她也穿着同样的裤子，抽同样的烟卷。她很年轻，名叫西尔维娅，看得出来她正学着一门很长的课程，刚刚从沃特伯里开始——她正处于模仿自己老师的阶段。我心里想：她容貌姣好，两眼机灵而和善，头发金灿灿的，她最后的归宿会是哪里呢？十年以后，她还会不会记得沃特伯里，以及托特纳姆宫路拐角上的这家酒吧？我为沃特伯里感到遗憾。此刻他是如此的自负，对我们两人一副屈尊俯就的态度，但他是处在看来要输的那一边。他正在就意识流这个话题发表一番特别愚蠢昏庸的见解，我则边喝酒边吸引着姑娘的目光，心想：瞧！即便是现在，我也能把她从他身边夺走。他写的文章是纸面装帧的，而我写的书籍是布面装帧的。姑娘知道，从我这里她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可是，在她偶尔说出一句不带知识分子味儿的、平常人的朴素话语时，这个可怜虫竟然敢严厉地训斥她。我想告诫他未来之空虚，但结果并没这么做，而只是又喝下一杯酒，然后说：“我不能久待，我得去戈尔德斯绿地参加一个葬礼。”
西尔维娅笑了起来，沃特伯里看到了她笑。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会把他干自己那个行当使用的武器磨得快快的，不过我不在乎。漠不关心和傲慢自大看上去颇为相像，他或许会觉得我是傲慢自大。我说：“我真的该走了。”
“哦，我不知道。人们为何要换房子呢？”
“是女的？”
“数六下再想，西尔维娅，”沃特伯里说，“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E.M.福斯特了吧？”
“西尔维娅·布莱克，”我说，“这两个名字配得好，几乎是太好了。”
“噢，我知道你想脱身走了。”她说。
我们一起走到堆着瓦砾堆的托特纳姆宫路上。我说：“谢谢你把我们分开了。”
“我会把文章寄一份给你。”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表示威胁。
“说实话，西尔维娅，本德里克斯上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讨论去戈尔德斯绿地该怎么走的。”
“是的。”
“我对自己所有书的感觉都是如此。好了，再见，沃特伯里。”
“你觉得福斯特怎么样？”沃特伯里问。
“别太晚了，西尔维娅。BBC三台六点三十分有巴托克的节目。”
“你知道的，我星期三总要去看母亲。”
“得留四十分钟，”西尔维娅说，“你必须等埃奇韦尔线的地铁。”
“那是一个好朋友吗？”
“是的。”
“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你所属的流派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你姓什么？”
西尔维娅说：“我自己要一直坐到汉普斯特德。我来给你带路。”
“地方不是我选的。”
“父亲还在。母亲在我外出上学的时候死了。我以为自己可以放几天假，但父亲觉得那样会把我的生活搞乱，所以我除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不用去上预备学校外，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布莱克。”
“那我明天就不用去了。”
“是个朋友吗？”西尔维娅同情地问道。沃特伯里觉得她乱打岔，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那么你父母亲都还健在？”
“我看不出怎么个重要法。”
“对，我情愿那样。”
“戈尔德斯绿地的葬礼，”沃特伯里惊叹道，“这多么像是你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哇，而且还非得是戈尔德斯绿地不可吧？”
“你觉得那本书是个失败吗？”
我们两人的脑袋靠得很近，说话时都不用提高声音，但是由于乘客推挤，我们没法看到对方。我说：“我觉得土葬火葬都无所谓。”但一说完马上就想：自己干吗要费事去撒谎呢，这事已经有所谓了，它一定会有所谓，因为最终是我说服亨利不用土葬的。
“有这个必要吗？”我问道。
“那你情愿让蛆虫咬你了？”
“是的。”
“这是我去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我跟她聊了起来。
“你在自己的一本书里采用过意识流手法，”沃特伯里气急败坏、着急忙慌地说，“你为何要放弃这种手法呢？”
“福斯特。”沃特伯里恼火地重复了一遍。
我看得出姑娘心里正在揣度——那朋友是男的呢，还是女的？是什么样的朋友？看到她这样我很高兴，因为我对她来说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人：一个朋友死了而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能感觉到快乐和痛苦，或许甚至需要安慰的人；而不是一个熟练的匠人，其作品引起的反响也许比毛姆先生的作品要大，不过当然啰，我们对其评价不能高到……
“这你从来没对我说过嘛。”沃特伯里怀疑地说。
我干吗要费事去扔钱币呢？我并不想见沃特伯里，当然我也不想让人写我，因为现在我对工作的兴趣已经到了尽头：谁也不可能通过赞扬来让我感到多高兴，也不可能通过指责来挫伤我的自尊心。开始写那部关于公务员的小说时，我对工作尚有兴趣。但当萨拉离开我时，我便看清了自己工作的真正面目——它是一帖无关紧要的麻醉剂，就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帮人消磨时间的香烟一样。如果死亡将使我们灵肉俱灭（我仍然在试图相信这一点），那么身后留下一些书籍同留下一些瓶子、衣服或者廉价首饰一样，又有多大必要呢？如果萨拉是对的话，那么艺术的所有重要性其实是多么的不重要啊！我想自己之所以扔钱币，实在是因为孤独的缘故。葬礼之前我无事可做，我想喝上一两口给自己打打气（我们会不再在乎自己的工作，但绝不会停止在乎社会习俗，人可不能在众人面前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