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1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14日，资源委员会驻香港全体员工宣布起义。台湾方面也派叶公超等人到香港处理这些财产，双方发生争执。11月18日、20日，查良镛的六千字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分两次在《大公报》刊出，他依据国际法知识——主要是英美法院的判例和英美法学家的著作，论证这些海外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透过“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新中国”等用词，不难看出他当时的立场。
查良镛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过国际法，新旧交替，有很多值得分析的敏感问题，他尝试用自己的外交知识、国际法知识对时事作出评论。当年6月间，他写了一篇关于“承认”问题的文章，在《大公报》发表。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为保存《大公报》的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带着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干奔赴香港，筹备《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经过五十天的埋头苦干，3月15日正式复刊。胡政之亲笔写下复刊词，重申《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重申“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
晚年回首，想起外交官之梦的破灭，他不仅不感到遗憾，反而觉得未尝不是好事。他说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挥和官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对做外交官不再羡慕。 四、父亲的噩耗
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时人口已达180万，典型的“地少人多，竞争激烈”。那时，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经济、文化、生活上都比较落后，城市建设比上海差好远，甚至连杭州都不如。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
他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只是为了应付抗战的临时组织，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104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共产党来时不必逃难。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108
查良镛还找到了长期在《大公报》工作、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的杨刚，杨刚也建议他先去革命大学或人民外交学会工作。118
查良镛一生都怀念几位可敬的老大公报人，对胡政之、许君远以及手把手教过他的杨历樵心存感激。他们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新闻事业，是他办报时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110他是幸运的，初入报界就遇上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报界前辈。
梅汝璈发现新生的政权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国际法方面专门知识的人才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查良镛，便电邀他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这是查良镛意想不到的。他青年时代的外交官之梦，虽然只是一个梦，却一直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梅汝璈的电报再次搅动了他的内心，他激动、兴奋，带着几分神秘的向往。“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
胡政之在1926年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事业前，做过三年旧《大公报》总编辑，他是中国第一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从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报》先后27年，还创办过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终生以新闻为业，被外国报界视为报界巨子。
寄一封信，邮资是六角港币，等于国币四万八千元，客饭二元八角（相当于二十二万元），理发三元（相当于二十四万元），看一场电影三元五角（相当于二十八万元）。那时内地通货膨胀，纸币正在贬值。查良镛说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现在除写信外无义务。但每月一两百元的收入，已有不胜负担之苦。他告诉上海的同事，便宜的东西也有，西装每套约一百七八十元，玻璃丝袜十一二元，固龄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个两三角，面包二角，牛乳四角。听起来便宜，不过换成国币也很吓人。
他这篇略显冗长的论文，在香港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译成日文后，却意外地得到当时还在日本的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赏识。
报馆中年龄最大的是经济版编辑谢润身，人称“老谢”，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因报馆人手不足，故没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轻，一个人在香港，没有休息天也不要紧。109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满陌生和新鲜。“香港有许多好处，风景真美，天气真好。报馆中工作虽多，但他们精神很好，另有乐趣。有太太的报馆中供给房屋（略出少数租金）。广东菜好。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洋货多，派克笔绝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他身上没有一分港币，还好同机来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币。他搭船过海，到报馆报到。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这一幕，写下“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
“英国经过鸦片战争而割占香港……任何中国人在谈论国事、关心民族前途之时，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认为是奇耻大辱。”107查良镛读小学时就为此流过泪，如今这片土地就在他的脚下。
查良镛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他将此意跟杨先生说了，表示希望只去待一段时间。杨转达许君远，许又转达王芸生，一一通过，王芸生对他说：“你去半年再说！”
杨历樵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日、俄语，中文功底也很扎实，初在南开学校教英文，1927年4月进《大公报》。他最初是英文翻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执笔写国际问题社评，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担任《大公报》翻译主任，被誉为中国报界两位“翻译圣手”之一。1945年11月，《大公报》上海版复刊，他出任要闻版编辑兼翻译主任，只知道埋头实干、苦干，为人厚道，和蔼可亲，热心扶植年轻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111他对查良镛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他先是任编辑主任，1949年起任副总编辑，1967年病逝于香港。
当胡先生病况渐深时，有一次与寿充一112兄及我谈起他的病因，他说：“我这病种因于少年时候，当时年青力壮，不论工作生活，一任性之所趋；现在年纪老了，当时隐伏的病根都发出来了，所以年青人决不可自恃一切拼得过，身体务须好好保养。”
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结局，乔冠华直言相告，北京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人，但外交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员必须根正苗红，能经受各种严峻的政治考验。他的家庭出身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地主，他本人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这种背景使他不能进入外交部。乔主张他先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
外交官之梦断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已无意义，于是辞别梅汝墩和乔冠华，返回香港。但他对乔冠华的尊敬依然，并无一丝怨言。二十多年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登上联大讲坛，查良镛在《明报》发表过《乔冠华演辞有才气》等社评：
当天中午，马廷栋、李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炜文为他接风。他说：“一面送行，一面接风，我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苦。因为如此一来，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别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话总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马廷栋对他说，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工作。105 二、《听不到那些话了》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乡海宁，去了一趟南京，去了两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报馆为他饯行，尹任先为他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飞。
去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这种天气，胡先生离开香港。我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坚道的斜坡。临别时他说：“再会。”我问他：“胡先生，你就会回来么？”他说：“就会回来。”说了淡淡地一笑，我从这笑容中看到一种凄然的神色，我立在门口呆了许久，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对命运无可奈何的预感。果然，他永不会再回来，这些话也永远不会再听到了。113
谢润身退休之后移民美国，活到百岁。对于胡政之“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的预言，梁羽生说了一句不无玄机的话：“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论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114 三、梦断京华
正是在他们身上，青年查良镛深深体会到了一个报人的理想、责任。香港《大公报》转向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内地全面崩溃，江山易主，一个陌生的红色中国诞生了。1949年1月，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5月2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新记《大公报》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此前，4月14日，61岁的胡政之在上海谢世。一星期后（4月21日），查良镛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纪念文章《听不到那些话了》：
隔着浅浅的深圳河，到处是枪炮声，孤悬南国的香港在英国治下，没有直接置身大时代的天翻地覆之中。1949年是条分水岭，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消逝。和香港向往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查良镛为内地的政权转移而兴奋，他和几位朋友约了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到太平山上茶叙，提出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向海外宣传“新中国”。这位负责人认为意见很好，答应向北京反映请示，但从此再无下文。115
与胡先生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因工作、吃饭、睡觉都是在一起，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青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意义精湛的话来，现在却永远再听不到那些话了。
1948年11月，国共之战胜负将分，国民党大势已去，胡政之缠绵于病榻之上，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接到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明确信号后，王芸生于11月5日离开台湾，8日抵达香港。两天后，他在《大公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的左转，这张曾经以“四不”方针、“文章报国”立身的民间报从此成了左派报纸。查良镛在《大公报》工作的近十年间，大多数时光都是作为左派报纸存在的。
他在《大公报》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样，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一切简陋，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
许君远1928年毕业于北大英国文学系，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工作，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和徐铸成同为相当重要的要闻版编辑。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
梅曾担任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参与过对战犯东条英机等的审判，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国际法学家，当时还在东京。查良镛的国际法论文引起了梅的注意，梅觉得这个青年人是可造之才。不久这位国民党籍的国际法专家应邀回国，出任政务院外交部顾问。
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因“地主”这个阶级定性丧失了生命。山东南下的解放军进入海宁，查家是当地有数的名门望族，虽然历经日本入侵之后已没有多少产业，但要评为地主还是绰绰有余的。查枢卿被定为“反动地主”，遭枪决，家产全部没收。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有相同的命运，在广西蒙山县被处决。120
一个下午，胡先生与谢润身兄及我谈到工作问题时，问及我本来学什么，我说“外交”。他说：“外交不是根本的学问，以后当多看一点历史与经济的书籍。”这句话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处。后来谈到美国人，他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决不能伟大。”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60岁的胡政之和他们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虽有一间单人房，一张床以外也仅能容一张书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轻手轻脚经过查良镛的床边去盥洗室，其实多数时候查良镛老早就醒了。
查良镛重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大公报》内有地下党员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告，请示如何对待他的去留问题。主持香港“爱国报刊”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说，大陆、香港来去自由，这样的人才在香港别的报刊机构求之不得，我们当然要留为己用，由《大公报》领导决定就是。
港版初创，内容与“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相入。有一次吃饭时胡先生说：“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决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
距查良镛到港不到一个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发病，膀胱膨胀，小便闭塞，27日，被迫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查良镛在坚尼道宿舍门口看着胡先生离去……
第四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 一、“你去半年再说”
港版的诞生，是胡政之和《大公报》最后的努力。当时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张契尼，让他在上海工作两个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临产，去不了。杨历樵征求蒋定本、张美余、查良镛三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时僵住。张美余已结婚，太太、孩子在宁波，香港离得太远，那只能单身的查、蒋二人之中去一个了。
乔冠华演辞的主要内容不脱中共一般文告声明的范围，但有一些说法却具有个人风格，表现了独特的才华。他是文人出身，以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这篇演辞中偶尔也显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他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他的思想行为都已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未必能入党。而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乔冠华跟他说，如果他真心“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入党。当时他是很拥护共产党的，可是又怕党的“铁的纪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放弃。
香港这座小岛，在清道光初年被往来于零丁洋一带的外国船员称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湾”或“赤柱”。1061841年，人口不过7450人，全部是渔民。
当外交官是他多年的梦想，他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产生了这个念头，高中毕业后他到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战后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国际法，都与这个志愿有关。乔冠华的一席话无疑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他第一次与红色政权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圆外交官之梦。“乔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117
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来到北方。梅汝璈见到他也很高兴，但他能否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决定的。梅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乔冠华并不陌生，早年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的国际评论。1946年至1949年，乔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乔木”的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大公报》左转后，乔有时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算得上“熟识”。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镛在会上问乔：“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乔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乔冠华对香港前途的这番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6在查良镛眼里，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自己印象也很好。他以为外交官之路已铺在脚下，抱着满心的期待。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地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3月30日，带着半年就回来的期待，带着对陌生的香港的种种猜想，查良镛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人生中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他没有想到此行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1951年4月26日，查良镛父亲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在故乡海宁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丧母，此时又痛失父亲，伤心了大半年。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