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势力仍然很旺盛。原因同过往一样，是在上者提倡，一般人民信受。隋文帝热心护法，建寺，建塔，度僧尼，造佛像，并提倡公私写经（开唐朝大批写经的风气）；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并且受菩萨戒，自称菩萨戒弟子。石窟造像和刻石经仍然继续，著名的房山石经就是这时期开始刻的。
出家人作诗，这时期人数更多，简直成为风气，如齐己著《白莲集》，贯休著《禅月集》，在文学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这时期还出了个灭法的皇帝，后周世宗（公元954—959在位）。他从显德二年（公元955）起反佛，废除未经国家赐予寺额的寺院三千多所；严格限制出家资格，并不许私度。又因为缺少货币，于是没收铜铸佛像，熔化了铸钱。中国佛教史说的三武一宗的灭法，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就是这位周世宗。
佛教初传入时期，重要的活动是译经。译者都是外国人，如安世高来自安息（初来的佛学大师，名前多标明国籍），支娄迦谶来自大月支（也写大月氏），竺佛朗来自天竺，康孟详来自康居。其中最有名的是安世高，译出《安般守意经》（最早传入讲禅法的）等约三十几部。其次是支娄迦谶，译出《般若道行经》等十几部。
4．1源流说略
明代刻经事业很盛，刻全藏计有五次：一是洪武年间在南京刻的，称为南藏；二是永乐年间在南京刻的，也称为南藏；三是永乐年间在北京刻的，称为北藏；（以上三种是官刻）四是其后刻于杭州的，称为武林藏；五是明末在山西五台山开刻，完成于清初浙江径山的，称为嘉兴藏（由嘉兴楞严寺发行）或径山藏。
这时期也有西行求法的事。著名的有宋云和惠生，到西域许多国，取来不少经论，并著书记西行的经过（《洛阳伽蓝记》卷五专记此事）。
译经已经是高潮的末期，但成就很大。译经大师很多，如玄奘、智通、佛陀波利、菩提流志、实义难陀、义净、智严、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尸罗达摩等。其中贡献最大的当然是玄奘，用将近二十年精力，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部有六百卷之多。译的质量也远远超过前代，因为其时已经有严格的译场制度和精密的翻译律例，而且，如玄奘、义净、不空等，都精通梵汉两种文字，不再有语言的隔阂。
这时期，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出现了信行和尚创立的三阶教。三阶教有教理，说其时已经到了末法时期，应该适应这个时期采用近于苦行的修持方法，如一天只吃一次乞讨来的饭，见人即礼拜（一切众生是真佛），死后尸体供鸟兽吃（布施），等等。所谓三阶，是把时、地、人都分为三个阶段，如依时分，佛灭度后五百年（有异说）为第一阶，第二个五百年为第二阶，以后一千年为第三阶，是末法时期。这个教在隋至唐朝早期势力相当大。可是因为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皇帝）视为异端，到唐朝后期就逐渐灭绝了。
这一期包括南期（东晋和宋、齐、梁、陈），北朝（五胡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朝代多，地域杂，加上佛教最兴盛，更是千头万绪。所谓兴盛，是内，教理钻得深，分得细（各宗各派）；外，热闹，由寺院、出家到造像、俗讲等等，真是五花八门；还有，影响也大，由小民的念“阿弥陀佛”到士大夫的谈空说寂，更是无孔不入。内容太多太杂，只得取大舍小，只谈一点点显赫的。
4．4．3元
4．4．4明
经典编目，这时期也有重要著作，如玄琬编《众经目录》，道宣编《大唐内典录》，智升编《续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等。其中《开元释教录》，内容和体例都很精审，到现在还是研究佛教典籍的重要参考书。
像这样对付情欲（绝），是道家也远远赶不上的（只是寡欲）。宫中有浮屠祠，推想只是祭佛而不住僧。宫外已经有寺院，如传说建于明帝时的白马寺就是。寺院不多，都是供外来的和尚住的。中土人不住，原因有二：一是据《高僧传·佛图澄传》：“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二是当时还没有传戒的规定，也就不能有正式受戒的比丘和比丘尼。
元代刻经事业不很发达。值得注意的有弘法寺大藏，是利用金代大藏的经版，校订刻印的；有普宁寺大藏，是杭州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僧徒募化刻印的。
4．3．2南北朝（二）
这时期，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出了两个庙号都是“武”的“灭法”的皇帝。一是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太武帝（公元424—452在位）。他信道士寇谦之和司徒崔洁的话，说佛教是“西戎虚诞，妄生娇孽”，先是让五十岁以下的僧人都还俗，服兵役；其后，因为发现长安一寺院收藏兵器、财物及妇女等，于是下令杀尽僧徒，毁寺院、经像等。幸而其时太子晃监国，故意缓宣诏书，僧徒多闻风逃匿，经像也有不少人秘藏，佛教才不至完全灭绝。另一是北周武帝（公元560—578在位）。他重儒术，轻道、佛，曾多次发起争论道、佛的高下，又听信还俗僧人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意见，开始是减寺减僧；其后是废斥道、佛二教，令僧徒、道士都还俗，财物没收散给臣下。攻灭北齐以后，用同样的办法，强迫僧徒还俗，焚毁经像，财物没收归官。据说周境道、佛还俗的有二百多万人，齐境僧徒还俗的有三百万人。
一是福州东禅寺版，二是福州开元寺版，三是湖州思溪版，四是平江碛砂版。
这时期，佛理方面曾引起一次大争论，就是神灭还是不灭。佛家主张神（有各种异解异名，如心识、自性等）不灭，因为如果灭，生死即使事大，也就没有办法，六道轮回也就成为无稽之谈。可是不灭又很难举出实证，于是有人根据常识的所闻所见，驳斥神不灭说，重要的论文有何承天的《达性论》和范缜的《神灭论》。
因为宗的意义不定，佛教史籍举宗的数目，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多的是十三宗，名目是：一，毗昙宗（小乘有宗，通于俱舍宗），二，成实宗（小乘空宗），三，律宗（通称南山宗），四，三论宗（大乘空宗，也称性宗），五，涅槃宗，六，地论宗，七，净土宗（也称莲宗），八，禅宗（也称心宗），九，摄论宗，十，天台宗（也称法华宗），十一，华严宗（也称贤首宗），十二，法相宗（大乘有宗，也称慈恩宗、唯识宗、相宗），十三，真言宗（也称密宗）。（日本凝然《三国传通缘起》）其次是十宗，名目是：一，律宗，二，俱舍宗，三，成实宗，四，三论宗，五，天台宗，六，贤首宗，七，慈恩宗，八，禅宗，九，密宗，十，净土宗。（杨文会《十宗略说》）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只介绍八宗，名目是：一，三论宗，二，天台宗，三，法相宗，四，华严宗，五，律宗（原标题为戒律），六，禅宗，七，净土宗，八，真言宗。宗还有等级之别，如同是律宗，其下又有所谓相部宗和东塔宗；同是禅宗，其下又有所谓临济宗、曹洞宗等。以下依次介绍一下（禅宗下一章介绍）。
多数人认为可信的是汉明帝永平求法的传说，见于东汉末牟子《理惑论》第二十章：
在教理方面，有较大成就的仍然是禅宗（下一章谈）。此外，天台宗的名僧有性澄、允若等；华严宗的名僧有文才、了性等；法相宗的名僧有英辩、志德等；律宗的名僧有法闻。不过与前一时代相比，总是强驽之末了。
佛理方面，势力比较大的是禅宗（下一章谈）。其他各宗也出了些有名的法师，如华严宗，辽有鲜演，金有宝严、义柔等；密宗，辽有觉苑、道硕等，金有法冲、知玲等；律宗，辽有守道、等伟等，金有悟铢、智深等；净土宗，辽有非浊、论晓等，金有祖朗、广思等。
佛理的研究和诠释也像南朝，因专精而分为不同的部门。
4．3中期佛教
道释融合，名士和名僧的交往更加频繁。玄谈之外，还可以用诗，如谢灵运、颜延之、智恺、智藏都是这方面的名手。
这一期时间长，由唐末到清末，大约一千年。朝代包括很多。其中有统一的，是元、明、清；有分治的，是北宋和辽，南宋和金，有分裂的，是五代十国。佛教情况是大致保持旧的传统，虽然某时、某地、某宗派、某举动略呈兴盛之势，但总的看来，正如红日偏西，光和热都比较微弱了。
这时期，南朝包括宋、齐、梁、陈，约一百七十年（公元420—588）；北朝包括北魏以及分裂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约一百六十年（公元420—581）。
西行求法的人在这个时期还有不少，其中如道圆、继业（一行三百人）、行勤（一行百五十七人）等都是很有名的。中土与东方高丽、日本诸国，僧徒来往仍不少。外国僧人来中国，绝大部分是学禅法的，如日本的奝然、寂昭、觉阿、荣西等，对日本禅学的发达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4．2．1汉
佛理方面出了一些造诣深、影响大的大师。如慧远（不是东晋的庐山慧远）通各宗各派，著《大乘义章》，普遍解释大小乘的名相，开后来华严宗的先河。智觊以《法华经》为本，创一念三千等说，成为天台宗的创始者。吉藏承鸠摩罗什、僧肇的思想体系，研究三论，成为三论宗的创始者。此外，继北朝摄论师的传统，研究《摄大乘论》的也不少，其中以昙迁为最有名。
在教理方面，上座部、大众部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上座说有，大众说空；上座安于小乘，大众趋向大乘。有和空都具有远离常识的意义：有，是指一切法的自体三世长有；空，是指一切法念念生灭，所以过去未来无实体，只有现在瞬间的体用为有。上座部的理论基本上是原始佛教的。大众部思路比较开放，且追得深，气度大（强调普度），所以得到较多人的赞许，其后就发展为大乘佛教。佛教传入中土，小乘不兴盛，六朝以后，地盘完全为大乘所占领，与印度源泉的下流是有密切关系的。
隋朝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八年，可是长期分裂的局面成为统一，佛教情况就有了混合南北、继往开来的性质。
4．3．4唐
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大，西行求法的风气也兴盛起来。先后有法显、智严、宝云、智猛等多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师子国（斯里兰卡）等三十余国，获得很多经典，十几年后回到建业，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大般泥洹经》等经典。
佛教艺术，成就最高的是造像。有汉人刘元，得佛像工艺大师阿尼哥（尼泊尔人）的真传，精于塑像，元朝名刹的塑像有不少是他塑的，据说北京东岳庙的塑像也出于他之手。铜铸佛像，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现在还是很有名的。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即印度）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合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其他书称为白马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不爱恋现世是消极方面，消极总是为积极服务的，就是说，舍是为了取。所取当然是出世，或说涅槃。这时期，佛法在取的方面有了新的趋向，是由道安（在北方）开始，慧远（在南方）发扬光大，根据《无量寿经》《弥勒下生经》等经典，倡导往生弥勒净土的修持方法。与般若性空的玄远理论相比，往生净土的路像是既容易走，又收获大，所以对后来佛教的更深入人心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4．4．1五代十国
唐朝皇帝，绝大多数是维护佛教的。士大夫和平民，接受传统的生活习惯，已经把佛教看作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只惯于信，而且惯于行。表现于外，或现在还能看到或推知的，是各种信奉活动的遗迹。上者是诗文，其次是大量的寺、塔、经幢、造像（包括石窟造像）、刻石经、写经（中期以后开始有刻板印刷的经典）等。
中土人出家，有人说始于东汉末的严佛调（安世高弟子）。但也有人说，严只是居士，并未出家。如果后一说近真，那最早出家的名人，应该是三国魏的朱士行。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还是最早西行求法的。他研究般若，中土经典有限，义多难通，于是在魏末（公元260）往西域。到于阗，得《大品般若》数十万言，于西晋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阳，他没有回来。
4．4．2宋（附说辽金）
有专研究、弘扬阿毗昙的，称为毗昙师，如智游、慧嵩、志念、道猷、道岳等。有专研究、弘扬《成实论》的，称为成实师，如僧嵩、僧渊、昙度、道登、道纪等。有专研究、弘扬《摄大乘论》的，称为摄论师，如靖嵩、昙迁等。有专研究、弘扬涅槃学的，称为涅槃师，如昙准、昙无最、宝延、昙延等。有专研究、弘扬《十地经论》的，称为地论师，如道宠、僧休、慧光、法上、僧范等。有专研究、弘扬四论（三论加《大智度论》）的，称为四论师，如道场、昙鸾、静蔼、道判、慧影等。有专研究、弘扬《四分律》的，称为四分律师，如法聪、慧光、道云、道晖、洪道等。有专研究、弘扬净土的念佛法门的，称为净土师，如昙鸾、慧海、灵裕等。有专研究、弘扬楞伽的禅法的，称为楞伽师，如菩提达磨（禅宗东土初祖）、道育、慧可、慧满、僧副等。
经典积存更多，于是有继续编撰目录的事。重要的有法经等编的《众经目录》，费长房编的《历代三宝记》，彦琮等编的《众经目录》。
五代是统治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南方的前蜀、吴、吴越、闽、南汉、荆南、楚、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时间由后梁建国（公元907）算起，到后周灭亡（公元960）截止（十国中的南唐、北汉等，北宋建国十几年后才灭亡），不过五十多年。
这两朝都重视刻经的事。辽刻的大藏，与宋刻蜀版藏经相比，内容增多，通称契丹藏。金刻的大藏过去不见记载，公元1934年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一部（有残缺），是比丘尼崔法珍发愿所刻，现在通称为赵城藏。
4．3．1南北朝（一）
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真谛，在梁、陈之际译出《无上依经》《十七地论》《摄大乘论》等约五十部经典。
辽、金时代的佛教艺术品，留到现在的还有不少。主要是建筑，如天津市属蓟县的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山西的应县木塔，北京的天宁寺塔等，都是辽代建筑；山西大同普恩寺的大雄宝殿，山西五台延庆寺的大殿，河北正定隆兴寺的山门等，都是金代建筑。
4．4后期佛教
译经的事业仍在继续。主要是北魏（早期在平城，晚期随东魏由洛阳移到邺都）。译经大师有昙曜、吉迦夜、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其中菩提流支尤其有名，用半生精力，译出《法华经论》《十地经论》《入楞伽经》《深密解脱经》等共三十部。北齐、北周时期，译经大师有那连提黎耶舍、达摩闍那、闍那耶舍、耶舍崛多等。
宋朝皇帝大体说都是维护佛教的（只有徽宗崇奉道教，曾强制僧道合流，使出家人改服饰，改寺名为宫，称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佛教仍为各阶层的人所信奉，单说出家人，全国僧尼总数有三四十万。信奉的活动，除建寺、建塔、造像、写经、斋僧、举行各种法会等之外，还添了刻经（刻木板印刷全藏）一项。最早也最重要的是宋初开宝年间在四川刻的蜀版藏经，历时十二年，收经论六千六百多卷。此后中土多次刻大藏，以及高丽、日本等地刻大藏，几乎都是以这个版本为底本。蜀版之外，宋朝刻大藏还有四次：
元朝时间不很长，只是一百年多一点（公元1260—1368）。皇帝都是信奉佛教的，尤其是属于密教的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奉西藏喇嘛教名僧帕思巴为帝师；以后各朝皇帝即位前先要从帝师受戒。帝师是掌管佛教的僧官。元朝还出了不少有学问的喇嘛，如胆巴、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等。
译经的事业还在继续。有名的译师有佛陀什、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求那毗地、达摩摩提、曼陀罗、真谛、宝志等。
这些国家都有不少僧人来长安学习佛法。文帝时期，高丽、百济、新罗并分得舍利，带回国建塔供养。
道释融合从这个时期起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道家推重老庄的无为，理论讲无，行事讲冲虚淡泊，尚清谈，这同佛家的讲般若、轻世间名利有相通之处，又因为许多出家大师深知儒道（如慧远、支遁等），许多士大夫名流信佛，通佛理（如孙绰、宗炳等），所以有不少名僧和名士交了朋友，谈吐也是即道且释，就是后来说的禅味。
有了戒律的规定，出家人逐渐增多，据说西晋时有僧尼三四千人；僧寺，仅洛阳、长安就有近二百所。
以上是泛说中土佛教。还可以分说，或应该分说，是介绍不同的宗派。这相当麻烦，原因主要有两种：一，传承的统系很繁杂，其中有些只是传说，甚至有意编造，未必靠得住。二，宗派之分，主要是由于对教理的认识有分歧，或修持方法有差异。教理的分歧，有不少是很细碎的，或者很玄奥的，讲，就要陷入名相的大海，这对于一般读者，以及这样一本常识性的书，都是不适宜的。不得已，只得以简要易解为原则，可以不说的不说，难于浅近易解的也尽量不说。宗派，主要是宗，有广狭两种意义：广义是兼指学派和教派；狭义是只指教派。南北朝时期，教理的研究趋于深而专，于是有着重研究、弘扬某种经典的大师，如毗昙师、成实师、摄论师等。这样专精某种经典的学问，有人也称之为宗，这宗的意义是学派。隋唐以来，有些学派发扬光大，成为有祖师、有传承、有大量信徒、有教义教规的宗教团体，这样的佛教组织称为宗，这宗的意义是教派。
这时期，佛教还由中土东传到高丽、百济、新罗和日本。
中土与东方高丽、日本等国之间，僧徒的来往更加频繁（主要是来唐朝留学）。于是佛教东传，并也发扬光大，建立了各种宗派。
此外还有许多书谈到，内容大同小异。所记事详细明确，但也有漏洞，因而近年来有人疑为不实。不过这项记载可信与否是一回事，佛教何时传入是另一回事。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举西汉哀帝时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佛）经，明帝时楚王英已为桑门（沙门，和尚）、伊蒲塞（优婆塞，男居士）设盛馔，傅毅已知天竺有佛陀之教为理由，证明佛教的传入必在明帝以前。以常情推测，两汉和西域的交往相当频繁，西域诸国是信奉佛教的，传入的可能比不传入的可能一定大得多。
对于一般佛教，帝室也是维护的，如建立寺院，举行法会，刻印藏经，费用都由国库负担。其结果是寺院增多，全国有两万几千所；僧尼增多，全国有二十几万。此外，朝廷还惯于以田地施给寺院，少则几十顷，多则几百顷。寺院成为富户，于是兼营工商业。财货增多，显然，戒定慧必致相应地减少，出家成为特殊的行业，也追求享乐，就佛教教义说，是爱之反而害之了。
这时期，佛与儒相互影响，接近甚至糅合的程度更加深远。有明显表现为调和的，如契嵩著《辅教篇》，张商英著《护法论》《宗禅辩》，都宣扬佛、儒可以互助，不当偏废。有不明显表现的，如禅的明心见性，儒的天理人欲，都是把邻居的什物隔墙拿过来混在自己的什物里。
明朝时间比较长，由建国到灭亡，经历了二百七十多年（公元1368—1644）。关于佛教，重要的变动是：一，由尊崇喇嘛教改为以中土的各宗为主体；喇嘛虽然仍有帝师、国师等称号，但那是出于对外族宗派的笼络。二，明太祖朱元璋在凤阳皇觉寺当过和尚，对寺院和僧徒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于是针对他心目中的弊端，由过去的单纯扶持改为着重整顿。
这两个时期合起来，将近一百年（公元220—316）。佛教的重要活动还是译经。重要的译者有：康僧铠在魏都洛阳译出《无量寿经》等四部；帛延在同地译出《首楞严经》等七部；支谦在吴都建业译出《维摩诘经》等八十余部；康僧会在同地译出《六度集经》等数部；竺法护在两晋初年译出《普曜经》等一百六七十部；竺叔兰在陈留等地译出《放光般若经》等数部；帛法祖在长安等地译出《菩萨修行经》等十几部；安法钦在洛阳译出《道神足无极变化经》等五部。所译经典，教理方面偏于大乘的般若，这就为后来道安的般若学开了先河。
因佛教而有的中外交往也不少。主要是中国和西域，中国和尼泊尔，中国和日本。
西行求法的人也不少，据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载，仅唐朝初年就有六十人。最著名的当然是玄奘，于太宗贞观三年出发，经西域到印度，往返十七年，取回佛舍利一百五十粒，经论六百五十七部，金檀佛像七躯。此外，义净、慧超、玄照、道琳等也是西行求法人中很有名的。
其中尤以鸠摩罗什名声最高，贡献最大，与唐初的玄奘，同居译经大师的首位。这时期所译经典的方面也广，包括“阿含”（小乘经）、“阿毗昙”（说一切有论部）、“律藏”“密教经典”“大乘经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乘经论，如《大品般若》《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都出于鸠摩罗什之手。教理的研究和传布也远远超过前代。重要的大师有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竺僧朗、竺潜、道生、道融、僧肇、法显、慧观、慧严、支遁等。研讨的内容太多，太专，不能介绍。只说说多数人感兴趣的是般若性空的学说。可是同是说空而看法不同，道安时期有六家的分别。所谓六家，指一“本无”（万有生于无），二“即色”（色法因缘和合而生，无自性），三“识含”（万有为心识所变），四“幻化”（世间诸法皆幻），五“心无”（对外物不起计执心，故说空无），六“缘会”（诸法因缘会合而有，无实体）。其中道安的本无说势力最大。其后鸠摩罗什更深入发挥，创毕竟空说（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皆空无余），其弟子僧肇作《不真空（不真即空）
教理方面也趋向衰落。只有天台宗和律宗还保持相当的势力：天台宗的大师有义寂、义通、知礼等；律宗的大师有贞峻、澄楚、元表、守言、赞宁等。禅宗的情况特殊，因为唐朝中期以后渐渐有独霸之势，所以这时期仍在发扬光大（详见下章）。
在教理方面，仍然以禅宗最为兴盛（下一章谈）。其次是净土宗，以念佛求解脱，几乎成为各宗派的共同法门，弘法的大师有道衍（姚广孝）、宗本、袾宏、成时等。其他各宗也还保留一些流风余韵。弘扬华严宗的有普泰、洪恩、慧浸、通润等。弘扬天台宗的有慧日、士璋、力金、无尽等。弘扬法相宗的有巢松、真可、明显、广承等。弘扬律宗的有朴原、如馨、三昧、弘赞等。
译经的盛况远远超过前代，不仅译师多，译品多，而且出了不少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大师。这包括僧伽提婆、僧伽跋澄、僧伽罗叉、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昙摩难提、竺佛念、帛尸梨蜜多罗（高坐道人）、弗若多罗、鸠摩罗什等。
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在教理方面，比较兴旺的仍然是禅宗（下一章谈）。其次是净土宗，因为方法简便而收获大，所以几乎成为各宗的共同信仰。专弘扬此宗的大师有行策、省庵、彻悟、瑞安、印光等。此外，弘扬天台宗的大师有受登、灵耀、观竺、广昱、妙空等。弘扬华严宗的大师有续法、印颗、圆亮、通理、显珠等。弘扬律宗的大师有海华、戒润、福聚、弘赞、长松等。弘扬法相宗的大师有大惠、大贤、智旭、果仁、道阶等。居士研究佛学，弘扬佛法（包括流通经典），这时期成为风气。早年有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中年有钱伊庵、江沅、裕恩、张师诚等。晚年有杨文会、沈善登等。清朝的刻经事业，官刻汉文的只有雍正、乾隆间的龙藏一种，是根据明刻北藏予以增补的。此外还刻有藏文、蒙文、满文的藏经。私人刻经，晚年成为风气，如郑学川（后出家，名妙空）成立江北、苏州、杭州等刻经处，杨文会成立金陵刻经处，所刻经典都在三千卷上下。清朝末年，金山和尚宗仰和罗迦陵、黎端甫等，根据日本弘教书院藏经，在上海校印成频伽精舍藏经，成为我国刻印大藏的殿军。
宋包括北宋和南宋，地域不很广，时间却长，超过三百年（公元960—1279）。佛教的情况，大体说是兴盛的。
4．2．2三国两晋
出家、在家的信徒，数量增加得很快。在北方，只长安一处的僧尼就过万。其他地方，尤其南方的佛教中心建业，数目当然也不会少。寺院自然也要相应地增多。与信仰俱来的还有佛像的各种形式，包括塑像、画像（包括画佛教故事，名家有顾恺之、曹不兴等）和雕像。雕像还发展为大规模的形式，是石窟造像。据说敦煌千佛洞就是苻秦时期开始建造的。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盻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4．4．5清
结集，是因为对于佛所说，惟恐有误记；或所记和所解已经有分歧。但分歧终于不能免，因为一传再传，有讹误是必然的；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同样一句话，甲可以从中取得实义，乙可以从中悟得玄机，何况佛法所讲，大多是意义不定的抽象概念，尤其容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说结集时已经有宗派之分，印度称为部。起初分为上座、大众两部。上座指老字号的和尚，相当于贵族；大众指少壮派的和尚，相当于平民。老字号的保守，严格遵守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少壮派敢想敢说，阿育王时期出了个大天，说五事（一余所诱，二无知，三犹预，四他令入，五道因声起），在教理上越走越远。此风不可遏，于是上座、大众两部又分化为十八部：上座分为犊子、经量等十部；大众分为说出世、多闻等八部。
唐朝由建国到灭亡（公元618—907），经历了将近三百年，至少在前期和中期，佛教还处于顶峰时期。不只兴盛，还可以拿出几种第一来。初年出了个玄奘，无论是译经，西行求法，还是通晓教义，都应该高踞出家人的首位。佛理研究方面，各宗各派争奇斗胜，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其中尤其禅宗，开花结果都是在这个时期。弘法的方式也有大发展，因要求通俗化而兴起俗讲，于是而产生了变文。信徒数量更多，信的程度更深，有种种作功德的花样，如写经，近年发现于敦煌千佛洞的，绝大多数是这时期写的。名僧和名士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产生了不少出于僧俗的带佛教气息的诗文。
佛理的研究和诠释更加深入，并由泛泛地讲某一门变为专攻一两部经论。有专研究、弘扬阿毗昙的，称为毗昙师，如法业、僧渊、慧集、智藏等。有专研究、弘扬《成实论》的，称为成实师，如僧导、道猛、慧次、法云、法偃等。有专研究、弘扬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称为三论师，如僧朗、僧诠、法朗、智辩、慧勇等。有专研究、弘扬《摄大乘论》的，称为摄论师，如智恺、法泰、曹毗、僧荣、法侃等。有专研究、弘扬十诵律的，称为十诵律师，如僧业、昙斌、慧询、慧猷、智称、法超、智文等。有专研究、弘扬涅槃学的，称为涅槃师，如道生、宝林、慧观、慧静、僧宗、慧皎等。这类研究，有的更深入，更扩大，徒众和著作增多，就发展为不同的宗派。
教理的研究，承过去的余绪而更加深入，从而体系更加严整，面目更加鲜明，就形成不同的宗派。有天台宗，重要大师为智威、玄朗、湛然等。有三论宗，重要大师为吉藏、慧远、智拔、慧均等。有慈恩宗（即法相宗），重要大师为玄奘、窥基、慧沼、智周等。有律宗（主要的一派是南山宗），重要大师为道宣、大慈、融济、文纲等。有贤首宗（也称华严宗），重要大师为杜顺、智俨、法藏（字贤首）、澄观、宗密等。有密宗，重要大师为善无畏、金刚智、一行、不空等。有净土宗，重要大师为道绰、善导、怀感、慧日等。有禅宗（下章详述）。
文人学者，不出家而研究佛学的风气，这时期也很盛。如宋濂、李贽、袁宏道弟兄、瞿汝稷、焦竑、屠隆等，都是很有名的佛学家和护法者。
4．2前期佛教
但这祖又是太繁杂了，只好谈一点点关系密切的。据说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不久（佛教教史几乎都是无确证的传说），像孔门弟子整理写定孔子的言行为《论语》一样，佛门弟子也聚会，想整理写定佛的训戒。这样的聚会名为结集，据说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于佛葬后在王舍城，有五百大弟子参加（这就是五百罗汉的来源）；第二次于佛灭度后约百年在毗舍离城，有七百高僧参加；第三次于阿育王（公元前250前后在位）时在波吒厘子城，有一千和尚参加。每次结集都写定一些经典；至于何种经典，所传不尽同，这里从略。
经典越来越多，于是有人整理为目录。三次都在梁代：一是僧绍编的《华林殿众经目录》，二是宝唱编的《众经目录》，三是僧祐编的《出三藏记集》。现在存世的只有最后一种。
这时期也有译经事业。但与过去不同：过去是由外面的西土文字译成内部的中土文字；这时期只是满、汉、蒙、藏文字互译，目的限于内部流通。
这时期新兴起两个教派：白云宗和白莲宗。两宗都着重念佛，提倡菜食。因为是新兴的，当时被人视为异端，受到阻止和打击。在教理方面没有什么大建树。
教义的传播还比较粗浅，大多是灵魂不灭、地狱受报、祭祀得福之类。所以在当时人的眼里，佛法不过是方伎的一种，出家人同样是方士、道士，可以称呼为道人。但佛教徒的出世色彩，可能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后汉书·襄楷传》记襄楷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上书说：
译经仍然没有停顿。重要的译师有那连提耶舍、毗尼多流支、闍那崛多、达摩笈多等。其中闍那崛多成就最大，在长安大兴善寺译经二十年，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等三十余部。
中土佛教的历史，内容复杂，千头万绪，为了简明，想分作三期：前期，由东汉到西晋；中期，由南北朝到唐；后期，由五代十国到明清。中的意义相当于盛，是重点。
4．5宗派
文学艺术方面，这时期出了不少诗僧，如苍雪、天然、借庵、笠云、奇禅（皆别号）等；其中寄禅又号八指头陀，在清末尤其有名。初年还出了几位有大名的画僧：朱耷（俗驴字），通称八大山人；道济，通称石涛；髡残，通称石溪；弘仁，通称渐江。
云栖大师袾宏，紫柏大师真可，憨山大师德清，蕅益大师智旭。他们都学识渊博，著述很多。其中德清著《中庸直指》《老子解》等书，智旭著《四书解》《周易禅解》等书，沟通儒、道、释三教，可以代表一时的风气。
明朝后期还出了一些著名的佛学大师，其中最重要的是：
译经事业，由唐朝晚期停顿，这时期又恢复了。像唐朝一样，翻译有严密的组织和规程。译师大多是外来的僧人，有法天、法贤、法护、日称、智吉祥、金总持等。共译出经论二百多部，合七百多卷。成绩远远落后于唐朝，因为重要的经论大多早已有译本。
附带说说占据北方的辽、金两朝。那是契丹和女真建立的国家，就文化说，低于中原的两宋，知解少就更需要宗教，所以对佛教就更加尊崇。如辽兴宗曾归依受戒，金世宗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最高统治者如此信奉，佛教当然要受到特殊的照顾。建寺、建塔、造像、写经、斋僧、行香等等活动不算，还增加了大量的布施。如辽的兰陵郡夫人萧氏，施给中京静安寺土地三千顷，谷一万石，钱二千贯，民户五十家，牛五十头，马四十匹；金世宗生母贞懿太后出家后住清水禅寺，施给田二百顷，钱百万。这样一来，寺院成为特殊的富户，僧徒成为特殊的阶级，站在佛教的立场，有好的一面，是道场兴隆；但也有坏的一面，是出家后养尊处优，生活世俗化，不久就会把苦、集、灭、道的教义忘了。
这时期，佛教势力更加膨胀，简直可以说到了顶点。最明显的表现是渗入各阶层，渗入生活的各方面。四朝的皇帝几乎都信佛。其中最突出的是梁武帝萧衍，他不但修建了很多寺院，而且四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奴。结果引来侯景之乱。可是后来的皇帝并没有看作前车之鉴，如陈的武帝、文帝都曾向寺院舍身。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于是官僚、名士等，也都以事佛、与名僧往来为荣。平民文化低，更容易相信福报，信佛的当然更多。据说宋、齐、陈三朝，僧尼都多到三万多人，寺院一两千所；梁朝僧尼多到八万多人，寺院多到三千所。出家人多，寺院多，于是各种法会（斋会、水陆会、盂兰盆会等）也应运而起，如梁武帝就举办过多次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无遮（平等待遇）大会。造像的风气也很盛，为了功德，有的用木雕，有的用铜铸，还有的用金银铸；大的高一两丈，多的到几万躯。
先说南朝。
4．3．3隋
办法有多种，如设置各级僧官管理佛教事务，包括任免寺院的住持；分学佛的专业为禅（以禅定求悟）、讲（研习各种教义）、教（依各种仪法活动）三类，要求僧徒要各有所专；定期考试，经典不通者淘汰；严格度牒制度，男四十以下、女五十以下不得出家；减少寺院数目，出家者必须集中居住，过集体生活；等等。不过对于流传已久、深入人心的佛教，政治力量终归是有限的，又因为后来推行度牒收费办法，出家容易了，从而寺院的数目大量增加，僧尼的数目也大量增加。
各宗派弘扬教理，大多是着重辨析名相，难免深奥而繁琐，一般人难于接受。为了普及，这时期兴起一种通俗化的宣传方式，名为俗讲，就是用讲唱故事的形式阐说教义。这种讲唱的本子名为变文，成为以后通俗小说的始祖（本章末还要谈到）。
禅宗是中土佛教的一宗，想了解禅宗，先要略知中土佛教的情况。中土佛教来自印度，虽然有发展，有变化，但枝干不能离根，尤其早期，是印度佛教的繁衍，因而就是讲中土的，也不当数典忘祖。
佛理的弘扬方面，势力最大的是禅宗（下一章谈）。此外有律宗，或说道宣的南山宗，重要大师为赞宁、允堪、元照等。有贤首宗，重要大师为子璇、净源、师会、希迪等。有慈恩宗，重要大师为秘公、通慧、傅章、继伦、守千等。有天台宗，重要大师为义寂、义通、知礼、晤恩、广智等。有净土宗，重要大师为省常、宗赜、志磐等。
这时期包括南朝的东晋和北朝的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民族（史称五胡）先后建立的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夏、成（或成汉）十六国，时间是一百年多一点（公元317—420）。
再说北朝。
论》（见《肇论》），即使不是越来越玄奥，也总是越来越细致了。其实目的仍是简单的，是想证明现世无可爱恋，因为不实。
译经中的一件大事是，三国魏的晚年，印度和尚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僧祇戒心》，其后不久安息和尚昙谛来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并根据戒律的规定举行传戒仪式，这就为佛教势力的扩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路。
政治情况复杂，因而佛教的兴衰情况也就随着复杂。大致说，北方的统治者，信佛的程度没有南方那样深。如对于僧徒出家，北方限制较多，而且推行一种所谓试经业的考试方法。南方如吴越、闽、南唐等国，君主都热心佛教事业，所以建寺、建塔、造像、写经等活动都规模宏大。
这时期也曾出现反佛教的事。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所谓会昌法难。武宗是信道教的，对佛教有恶感，从会昌二年（公元842）起，用种种办法压制僧尼，直到下令拆毁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据记载，共拆毁大寺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多所，僧尼还俗二十多万人，连铜铁铸的佛像也熔化殆尽。另一次是韩愈排佛，他写《原道》《论佛骨表》等文，主张对佛教要“人其人（强迫僧徒还俗作普通人），火其书（烧佛教典籍），庐其居（变寺院为民房）”。可是这位韩文公究竟是手无寸铁的文人，虽然力竭声嘶，影响却是难于通到习俗的底层的。
僧徒作诗的风气仍然很盛，如明本、行端、栯堂、清珙、圆至、本诚、大圭、善住等，诗文都有集行世。
这个阶段比明朝略短一些，将近二百七十年（公元1644—1911）。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华，宗教信仰带有边地民族的色彩，就是比较重视喇嘛教。但是在文化方面，由皇室到八旗子弟，都倾向汉化，所以中土各宗也受到维持旧传统的待遇。所谓旧传统，是采用明朝的制度，设置僧官，佛教事业如建寺、造像、度僧尼等都有限制。但限制总是越来越松懈，原因，除了历代共同的由励精图治必致渐变为得过且过之外，还有建国一开始就出了几位好佛的皇帝。顺治皇帝好参禅，尊通琇为玉林国师。康熙皇帝也视佛门为风雅之地，外出喜欢游名山，住名刹，并赋诗题字。雍正皇帝更进一步，不只喜欢禅学，并以通禅自负，因而自号为圆明居士，还编了《御选语录》。上层人物喜爱，一般人民循旧轨走，因而佛教就仍是繁荣昌盛，据统计，早年大小寺院有八万左右，僧尼有十几万；晚年，寺院几乎遍布全国各村镇，僧尼据说有八十万，不出家而拜佛、菩萨的，就难以数计了。
佛教传入中土，最早在何时，有异说。有的，大概意在夸饰，与道教争胜，说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在位，年号永平）以前。引经据典，近的推到汉武帝，远的推到秦始皇，更远的推到《山海经》。可惜都证据不足，难于取信。
同南朝一样，佛教势力在北朝也升到顶峰。几朝皇帝，绝大部分是信奉佛教、尊重名僧的。一般平民当然更少例外。佛法盛，信徒多，从许多方面可以表现出来。一是僧尼多，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以前，城乡合计，僧尼有八万多；到魏末增到二百多万。二是僧寺多，北魏平城时期是六千多所；到魏末，仅洛阳一地就有一千多所（《洛阳伽蓝记》记其大略，可见豪华宏丽的一斑），全国各地是三万多所。其时建塔的风气也盛起来，许多僧寺兼有塔。三是造像多，最著名的是，北魏平城时期的武州山石窟（今大同云岗石窟），洛阳时期的龙门石窟，此处还有麦积山、天龙山、响堂山等地的石窟。四是刻石经，有名的有响堂山石经、泰山经石峪石经等。五是因为信徒多，民间还有了信奉佛教的组织，名为义邑，首领名为邑主、邑长等，成员名为邑子、邑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