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有一管儿盐酸吗啡从药箱里丢失了。”
“是的。”
“请讲一讲、在韦尔曼太大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九日，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吗？可是我可以断言她常到您家去，而且她比任何人更清楚您的药箱里有吗啡。”
“我不清楚。”
“据您所知：药箱在夜里是放在大厅里吗？”
“当然没有。”
“玛丽也知道您那里有吗啡吗？”
“我看不出这与案件有什么关系。”
“玛丽提醒罗迪说，他与埃莉诺小姐已经订了婚，这使罗迪很狼狈。”
“这是什么样的玫瑰树？”
“她可以打开药箱看一看。”
“不，我知道，我放到药箱里了。”
次日，辩护人得到了交相讯问女证人的发言机会。他尖锐激烈地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时，他那宽容的态度——扫而光。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霍普金斯护土向您说什么了？”
“实际上连您自己也不清楚这管儿吗啡的下落。”
“我估计是这样……”
“可是有人能够更准确地知道药箱里有吗啡，比方说洛德医生。您不是按照他的吩咐用的吗啡吗？”
“那时他与被告订婚了吧？”
“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吗啡了，我才推测一定是放在炉台上了。”
“这个可能性很小，是吧？”
“无稽之谈：““这就是玛丽写的，由服装商店售货员埃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证的那份遗嘱吗？也就是决定把所有财产遗留给伊莱扎·赖利的妹妹玛丽·赖利的那份遗嘱吗？”
“我……我不知道。”
“您认为被告对玛丽态度如何？”
“没有。”
“是这样。”
2
“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的。”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
“哦，当然没有。可是偏偏只有这次发生了这样的事？”
“那么，您为什么推测说您忘在家里了？”
法官插话问道：
“根本不是这样。我从来是不经过思考不说话。”
“罗迪先生和被告在韦尔曼太太临终时，也就是六月二十八日的夜里，都在H庄园吗？”
“您说话也是这样。”
“不常去。”
“我看见罗迪先生和玛丽在一起。他向她倾诉了爱情并吻了她。”
辩护人突然从另一方面袭击证人：
“您对谁说过这个吗？”
“不要估计，是‘是’还是‘不是’？”
“就是说，您仍然肯定您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让玫瑰刺儿扎了？”
“完全不对！”
“难道您没推测说吗啡放在您家的壁炉台上了吗？”
“对于这个人所共知的小药箱，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六月二十八日，这个药箱是否在H庄园的大厅放了一夜？”
陪审员仍传阅了遗嘱。
“早晨您对奥布赖恩护土说过丢失吗啡的事了吗？”
“完全肯定。”
“是。”
“这么说，埃莉诺小姐不会知道那里有吗啡啦？”
“是。”
“说过。”
“您能肯定这点？”
“我确认，根据当时的情况，您对她说了下面的话：‘我把吗啡忘在家里了。我得回去取。”’“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是呀。”霍普金斯挑衅地回答道。
“您是否习惯把危险药品乱放在别人顺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埃德温停了一会儿。
“是爬在更房附近栅栏上的开着粉花的玫瑰。”
“完全正确。”
“她恨死玛丽啦。”证人肯定地说道。
“有人知道您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奥布赖恩出庭作证。
“她常到您家去吧？”
“是的，阁下，这是我辩护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想证实该证人的证言是不可信的，”他重提了上面的问题：
“因为我当时想，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我应当对您说，您做事太不经心了。”
“是的。”霍普金斯确认说。
“不，她不知道。”
“这就是说，屋子里的任何——个人只要愿意就能拿到吗四月？”
“您说过，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也就是玛丽死的那一天，您让玫瑰刺儿扎了？”
“是在我们出更房去客厅之前。”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
1
“她写遗嘱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也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您相信这点吗？”
“当然是啦。”
“死去的玛丽姑娘确实在七月六日写了遗嘱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
“这对审理案件确实重要吗，埃德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