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呀，太太。你有房子吗？”
“她是一个穷人。”曹长说。
“太太，你的丈夫呢？他在干什么？他怎么样了？”
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逃难，没有人照顾，孤寂，战争在四面八方号叫，肚饿、口渴，除了草以外没有别的食物，除了天空以外没有别的屋盖。
丛林里全是桦树、山毛榉和橡树；地面很平；藓苔和深厚的草减弱了兵士们前进的脚步声；没有什么小径，即使有，不到一会儿也就走不通了；周围是猫儿刺、野李树、羊齿草、一簇簇篱笆似的针苜蓿、高大的荆棘；十步以外就看不见人。不时有一只鹭鸶或者一只水鸥从丫枝中飞过，表明附近是沼泽。
“没有什么。”
“我不知道。”
“我懂了，先生。你是法兰西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胖亚伦。”母亲回答。
女酒保对婴孩说了话。
曹长说：
“在矮树篱笆里。”
“睡。”
“这几个，”他说，“就是红帽子联队的孩子。”
女酒保快活得跳起来。
第二个喝了一口，喷了出来。
女酒保在女人身边坐下，把年长的一个孩子拉到她的两膝中间，孩子任凭她这样做。孩子们怕人或不怕人都是说不出理由的。他们的内心有些不知什么东西在警告他们。
“我不知道。”
敌人在这儿埋下伏兵是很可能的。
女人抬起了头。
“这娃儿多大了？”她问。
“我问你这小家伙多大？”
母亲听不懂。女酒保追问：
“可怜的布列塔尼的女人啊，你的娃娃都很漂亮，这总算不错了。我猜得出他们的年纪。大的一个四岁，他的弟弟三岁。真的，吃奶这小妞子真馋。呀！小鬼！请你不要这样子吃你的娘好吗！太太，别害怕。你应该参加联队。你可以做和我一样的事情。我叫胡莎特。这是诨名。可是我情愿叫胡莎特，不情愿像我妈一样，叫碧柯诺小姐。我是女酒保，就像人家说的，是人家开枪互相厮杀的时候拿酒给人喝的人。各种各样的杂活儿多着呢。我们俩的脚差不多一样大，我可以把我的鞋子送给你。八月十号我在巴黎。我拿酒给韦斯特曼喝过。革命部队胜利了。我亲眼看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人家把他叫做路易·卡佩。他自己当然不愿意。你听我说。想想看，正月十三号他还在烤栗子，还跟他的家里人一起欢笑呢！人家强迫他躺在所谓跷跷板上面的时候，他没有衣服也没有鞋子，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被虫蛀过的短袄，一条灰绒裤子和灰色的丝袜。我亲眼看见这一切，我。押走他的出租马车是漆着绿色的。来吧，跟我们走吧。联队里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你就当第二号女酒保，我来教你怎样干。啊！非常简单！带着水壶和小铃，在吵闹的声音中，冒着枪弹和大炮的轰击，在嘈杂的声音中你走过去，喊着：‘孩子们，谁要喝酒啊？’只不过这样，没有什么更大的困难。我吗，我把酒给所有的人喝。真的这样。给白的也给蓝的，尽管我自己是一个蓝的。而且还是一个忠诚的蓝的。可是我把酒给所有的人喝。受伤的人全都闹渴。人死的时候就没有意见不同的区别了。临死的人应该互相握手。打仗真是傻事！跟我们走吧。假使我打死了，你可以代替我。别瞧我这副样子，我可是一个好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实人。别害怕。”
“共和国万岁！”近卫兵们喊起来。
女人非常害怕地打量着他。她的样子消瘦，年轻，脸色苍白，衣服破破烂烂；她戴着布列塔尼乡下女人的那种宽大的帽子，颈上披着一条羊毛毯子，用一根细绳缚着。她像一只母兽那样满不在乎地让人看见她的一只裸露的乳房。她那流着血的脚上没有袜子也没有鞋子。
“哦！”母亲说，“十八个月了。”
“前些日子他在打仗。”
女酒保继续说：
“他们打仗，”女人结结巴巴地说，“我的周围都在开枪。我不知道他们要些什么。他们打死了我的丈夫。我只明白这一点。”
这时候曹长正在责备那个近卫兵。
“你为什么不留在房子里？”
“对的，佛莱莎就是佛莱莎，就像拉杜就是拉杜一样。可是人总有职业的。你的父母本来干的哪一行？他们从前干什么？他们现在干什么？你的佛莱莎夫妇，他们到底搞些什么？”
他转过来对着女人。
女酒保愤怒地加上一句：
“还有呢？”
走进了索德烈树林的联队时时刻刻在警戒着。他们并不着忙。他们向左边，向右边，向前面和后面张望；克雷贝尔说过，“兵士的背上是长着一只眼睛的”。他们走了很久。现在该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一天中的哪一段时间呢？很难说，因为在这么荒野的丛林里，经常总是阴森森的，在这座森林里，从来就不十分光亮。
“是的，而且是最好的一种。可是他们是乡下人。”
女人只是回答：
“你说——？”
她又加上一句：
“他们是种田的。我的爸爸是个残废人，不能干活，因为爵爷，他的爵爷，不，我们的爵爷，叫人打了他一顿棍子，这是爵爷做好事，因为我爸爸捉了一只兔子，为着这种事有人被判过死刑；可是爵爷开了恩，他说：只打他一百下棍子吧；以后我的爸爸就成了残废。”
突然间，这一小队先头部队的兵士像猎人走近野兽的巢穴一样吃了一惊。他们听见了灌木丛的中间有一种像呼吸似的声音，他们仿佛看见了树叶丛里有人晃动。兵士们互相打了一个招呼。
“睡吗？”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为了王上。”
“你是蓝的？还是白的？你跟谁在一起？”
“一个女的。”
“我吗，我从来没有过孩子。我没有时间来养。”
“我是西斯各依纳的。”
“我不得不这样做。”
“差点儿就打死你了！”
女人从头到脚哆嗦起来。她望着曹长，曹长的粗野的脸上只看得见眉毛、胡子和亮闪闪的两只眼睛。
女人想了一阵，又说：
“他妈的，真正岂有此理！”一个近卫兵嚷起来。
“就是以前的红十字联队。”女酒保加上一句。
曹长用军人的方式噘了噘嘴唇，胡子都碰到了鼻子。
“呸，人总有亲戚的呀！或者曾经有过亲戚。你到底是什么人？说呀。”
在灌木丛的最繁茂的地方，一块圆形小空地的边缘上——这种圆形小空地是炭窑在树林里烧树根时烧成的——有一个仿佛丫枝筑成的洞，样子像树叶搭成的房间，一边敞开着像一间凹进去的卧室，里面有一个女人坐在苔藓上面，给一个婴孩哺乳，膝盖上搁着两个熟睡着的小孩的金发蓬松的脑袋。
“是烧酒吗？”曹长问。
她突然呜咽起来，狂热地拥抱着可怜的寡妇，对她说：
“队伍里不准说话！”
曹长朝她嚷：
“还有呢？”
“可是这是很好的呀。”女酒保说。
曹长又开始了：
他转过来对着兵士。
曹长走到女人身边，凝视着吃奶的婴孩。小女孩吐出奶头，慢慢地转过头来，她的美丽的蓝眼珠望着这张向她俯下来的、遍布硬毛的、褐色的、可怕的脸，她微笑了。
“在哪儿？”
“因为她是娘。”曹长说。
“我不知道。”
“到树林里找死吗！怎么想得出干这傻事！”
“三个脑袋戴一顶帽子！”女酒保嚷着。
曹长吆喝：
“他不怎么样，因为人家把他打死了。”
这时候谈话停顿了一阵。女酒保说：
“近卫兵，”曹长说，“我们现在不是在长矛区公所的俱乐部里。不要长篇大论。”
“你叫什么名字？”
“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呀，我的天主耶稣啊！”
“他们真乖，这几个小家伙，”女酒保说，“样子已经像大人了。”
“这吃奶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啊？”她问，“她是个女的，这小家伙。”
“我用尽气力奔跑，后来我一步步走，最后我跌下来。”
女人拱着双手叫道：
“闭嘴。你吓坏了太太。在太太们面前不应该说粗话。”
女人望着曹长，没有回答。
母亲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
“同志们，这些野人叫做枯树的，是一棵粗大、空心而枯死的老树，一个人躲在里面就像躲在刀鞘里一般。有什么办法呢？不能够叫每个人都成巴黎人啊。”
“在哪儿？”
女酒保说话的声调是军人的也是女性的，实际上却是很温柔的，她又用这种声调问：
在侦察兵所负担的这种侦察和搜索的任务中，军官的指挥是不需要的；应该做的事情兵士们自然就做了。
轮到曹长惊讶了。他停下来思索了一阵。然后他又问：
“只有你做得对。”她对婴孩说。
“谁杀死他的？”
“我本来有一所房子。”
“我们会给他们吃的，”曹长叫道，“也给你吃。可是事情还没有完。你的政治见解怎样？”
“三天以前吗？”
“是的。”
“可是这是同一个祖国呀！”曹长嚷起来。
“这小娃娃的神气已经像一个顽皮的女孩子了！”
“三天以前。”
女酒保用她的粗大的手抚摸婴孩的小脑袋。
“昨天夜里我们睡在一棵枯树里。”
“通过了。”曹长说。
“我的祖父是个新教徒。本堂神父先生设法把他关到船上做苦工。我当时年纪还很小。”
曹长从衣袋里摸出一块面包头来，交给那母亲。母亲把面包分成两块，给了两个孩子。孩子们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我再也没有奶了。”
“我丈夫的父亲是个私盐贩子。王上把他绞死了。”
“你是谁，太太？”
“我带着他们朝前面走。”
“怎么！你不知道谁杀死你的丈夫吗？”
她急匆匆地向丛林里奔过去。大家都跟着她。
“米歇尔·佛莱莎。”
“我们是逃难的人。”
四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颁发了下面的命令给桑泰尔的志愿兵：“绝不宽大，绝不饶恕。”到了五月底，从巴黎出发的一万二千人已死了八千人。
巴黎派到旺代来的几个联队一共有九百一十二人。每个联队有三尊大炮。这些联队是很快地组织起来的。四月二十五日，戈义野正当着司法部长，布索特正当着国防部长，忠告区公所建议派遣志愿兵联队到旺代去，公社的社员鲁宾作了报告；五月一日，桑泰尔已经准备好派遣一万二千兵士、三十尊野战炮和一个炮兵联队出发。这些联队虽然组织得这么匆促，却组织得很完善，所以直到今天还成为模范；现在组织战斗兵团，就仿照着这些联队的编制，这种编制改变了过去兵士和下级军官的人数比例。
“我不知道。”
一七九三年五月的最后几天，桑泰尔带到布列塔尼来的巴黎联队中，有一分队正在阿斯蒂野地方的阴森可怕的索德烈树林里搜索。他们的人数不满三百人，因为经过这场残酷的战争，联队的大部分兵士都打死了。那时候，经过了阿尔贡纳、热马普和瓦尔米战役，原有六百个志愿兵的巴黎第一联队只剩下二十七人，第二联队只剩下三十三人，第三联队只剩下五十七人。那是史诗式斗争的时代。
曹长继续说：
“在一个老实人看来，这真叫人莫名其妙，”近卫兵反驳，“这些中国的红种人，岳父被地主打断了腿，祖父被本堂神父送去做苦工，丈夫的父亲被国王绞死，他妈的！他们还要去打仗，还要造反，还要为着地主、本堂神父和国王去送死！”
“啊！”母亲说，“他们很饿了。”
曹长把枪柄朝地上撞得发出响声，一边叫起来：
“照实说。你是什么人？”
“因为间谍也有女的。女间谍抓到是要枪毙的。你说呀。你不是到处流浪的波希米亚人吧？你的祖国是哪一国？”
的确有人在那里。
“很大了，”女酒保说，“不该再吃奶了。应该断奶。我们可以把汤给他喝。”
“四个人一起吗？”
“打仗真是傻事！笨蛋！”
“这是我的家乡。”
曹长自认为是能说会道的，他继续审问下去。
“我不知道。是打仗。”
可是女酒保却大着胆子从荆棘丛中向前张望，曹长正要喊“开火！”的一刹那间，女酒保喊了一声：“慢！”
“你听见我问的话吗？”
“我不知道。”
“你到这儿来，你疯了吗？”
“你打哪儿来？”
“那么，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不到一分钟，有人晃动的地方已经被包围起来，举起的步枪绕成一个圈子，包围着这地方；四面八方同时瞄准这阴暗的丛林中心，兵士们的手指搁在扳机上，眼睛盯住这块可疑的地方，只等曹长的一声命令便开始向这地方扫射。
女酒保回过头来对兵士们说：
“还有呢？”
“同志们，从这一切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我们的联队应该做这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家同意吗？我们收养这三个孩子。”
可是曹长追着问下去。
“幸亏现在是夏天。”女人叹了一口气。
“当然了，为了本堂神父先生。”
“你是哪一党的？”
“在厄尔尼那边。我的丈夫倒下来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阿舍。”
过去在和平时期，索德烈树林是人们夜间猎鸟的丛林之一（这种狩猎名为“胡意斯-巴”）；现在人们在这里狩猎的对象是人。
“西斯各依纳。”
“你到哪儿去？”
接着她又说：
“你睡在哪儿？”
“那么，”曹长说，“你们是站着睡的。”
“不说就不说，曹长，”近卫兵说，“可是无论如何看见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无缘无故为了混蛋神父去冒杀头的危险，是叫人不痛快的。”
“四个人一起。”
年长的一个孩子仿佛听懂了，他说：“我饿了。”
她结结巴巴地说：
他抬高了嗓音：
“你的丈夫死了以后，你做些什么来着？”
“睡在树洞里！”女酒保说，“还带着三个孩子！”
“原来这样！那就是说你等于没有吃东西。”
“在地上。”
“在什么地方？”
“在田野里胡乱走着！”
一个喝了一口，皱了一下眉头。
他们不时遇见扎过营的地方的痕迹、烧焦的地面、践踏过的草、扎成十字架形的木棒、血迹斑斑的丫枝。这里曾经烧过饭，这里曾经举行过弥撒，这里曾经包扎过伤兵。可是曾经到过这里的那些人已经不见了。他们在哪儿呢？也许很远。也许很近，躲藏着，手里拿着喇叭管火枪。森林里仿佛没有人。联队加倍小心。愈显得荒凉，愈应该提高警惕。他们看不见任何人：这更是害怕遇见人的理由。他们应付的是一座名声很坏的森林。
“就算你是西斯各依纳的！”曹长说，“你的家在那儿吗？”
“我带走我的孩子。”
母亲回答：“乔治特。”
“大孩子呢？这小鬼是个男的。”
曹长直起身子，一大滴眼泪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像粒珍珠似的停在他的胡子的尖端上。
三十个出去侦察的近卫兵由一个曹长率领，在前头走着，和主力部队离开相当远。联队的随军女酒保跟他们在一起。这些女酒保很愿意跟先头部队在一起。这样做虽然会遇到危险，可是能够多看点东西。好奇心是女性勇敢的一种表现。
“不要迷信！”曹长说。
“太太，你就这样子逃难吗？”
“人都死光了。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婴孩继续吃奶。
“我问你，你的政治见解怎样？”
“你的祖国是哪一国？”
“还有呢？”
曹长继续说：
“是一个蓝的？还是一个白的？”
女酒保拿起系在腰带上小铃旁边的铜杯，扭开用皮带斜挂着的水壶的壶盖，倒了几滴酒到铜杯里面，把铜杯凑近孩子们的嘴唇。
女人低声结结巴巴地回答，几乎使人听不清楚：
“干什么的？”
“怎么！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吗？”
“他们是谁？”
“不是同一个家乡。”
“什么时候？”
“你的丈夫呢？他干什么？”
“别害怕，我们是红帽子联队。”
“当然了，为了他的爵爷。”
“我怕。”另一个说。
“因为他们把房子烧掉了。”
女人惊讶，害怕，吓呆了，仿佛在梦中似的望着周围这些步枪，这些马刀，这些刺刀，这些凶恶的脸。
“你吃些什么？”
“因为她不饿。”一个兵士说。
“是的。”
“要喝水。”另一个跟着说。
“要喝水。”一个说。
“我从小就被送到修道院里，可是我结了婚，我不是修道女。嬷嬷们教会我说法国话。有人放火烧我们的村子。我们急急忙忙地逃走，我连鞋子也来不及穿上。”
“我不知道。”她说。
“打那边来。”
“哦！什么地方人。我知道的。”
这就是伏兵。
兵士们默默无言地围绕着这一群可怜的人。
“是一颗子弹。”
“没有什么？”
“为谁打仗？”
他在母亲和孩子们的头顶上张开两只手。
“我饿了。”一个说。
“可是你的父母呢！太太，把你父母的情形告诉我们。我，我叫拉杜，我是曹长，我是席斯-米地街的人，我的父母也是那儿的人，我能够说出我的父母。你也谈谈你的。告诉我们你的父母是什么人。”
女人吓了一跳。
“小的一个呢？他也是一个男的，还挺胖呢！”
曹长对母亲说：
“那就是说，吃的是一些野李子，假使荆棘丛里还剩下一些去年的桑椹的话，一些桑椹，一些覆盆子，一些羊齿草的幼芽。”
“你带他们到哪儿去？”
女人继续说：
“他们是佛莱莎夫妇。没有别的。”
“请你跟着我们走，女公民。”
“而且，”曹长说，“这几个孩子叫喊的时候，那些过路的人看不见什么，只听见一棵树在叫喊‘爸爸，妈妈！’那才怪了！”
“当然了，我们早看见了！”一个近卫兵说。
她无可奈何地望着地下，眼睛里充满对灾祸所感到的惶惑。
索德烈树林是悲惨的。就是在这座树林里，从一七九二年十一月起，内战开始了种种罪行；凶暴的跛子慕斯开东的出身地就是这座不祥的密林；在这里发生的杀人罪行之多，可以使听见的人头发竖起来。没有比这里更可怕的地方了。兵士们小心翼翼地前进。四面开满了花；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道颤动着的丫枝的墙，树叶的可爱的凉气就从那上头扑到人身上；这里那里阳光透过绿色的阴影射进来；地上，菖兰花、沼泽的菖蒲、草原的水仙、预告晴天的小花——雏菊、春天的番红花，装饰着厚厚的一块茵绿地毯的四边和中间，地毯上丛生着各种形状的藓苔，从样子像一条毛虫的到样子像一颗星星的都有。兵士们在沉默中一步一步前进，轻轻地拨着荆棘。鸟儿在刺刀的上空鸣唱着。
她揩干铜杯子。
“共和国万岁！”兵士们又喊起来。
她继续望着他，仿佛仍然听不懂似的。曹长重复说：
女人吃惊地听着这一句“或者曾经有过亲戚”，这句话倒像野兽的喊声，而不像人的说话。
女人回答：
他们向前走着。他们漫无目标地走着，心里焦虑不安，害怕发现他们找寻的人。
“这座鬼树林里连溪水也没有。”曹长说。
“不知道。”
“可怜的乡下女人！”女酒保说。
“她一点也没有留给自己。”曹长喃喃地说。
两个孩子醒了，叫起来。
“你瞧，太太，我们是巴黎人。”女酒保很亲切地说。
孩子们停了下来。
女酒保觉得有参加谈话的必要。她开始抚摸吃奶的婴孩，拍拍其余两个孩子的脸颊。
“怎样？”
“我们的邻人叫玛丽-雅纳，我们的女仆叫玛丽-克劳黛。”
“我是西斯各依纳田庄的人，在阿舍教区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女酒保嚷起来。
女酒保一停止说话，女人就喃喃地说：
“这不是一个国家呀。”
“雷尼-让。”
母亲开始安心。至于那两个醒过来的孩子，他们的好奇的心情倒比害怕的心情来得更浓。他们欣赏着军帽上的羽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