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开创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东西方都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公元618年，唐朝在中国实现了空前的统一。7世纪中叶，新罗也统一了朝鲜。统一后，新罗与唐经常保持友好的关系，新罗人入唐求学的人很多。公元840年，一年之内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之多。唐朝盛行科举，准许新罗国人参加考试，当时很多人考取登第，录取从官，其姓名可考者有金云卿、崔致远、崔匡裕、崔彦撝〔hui 灰〕等。崔致远名声最大，《全唐诗》中收有他的诗，他在中国时期写的《桂苑笔耕》20卷，成为朝鲜现存古代最优秀的文集。崔彦撝不仅自己在唐进士及第，其子光胤也在五代后晋时考取了进士。据《增补文献通考》卷一八四载：“唐(穆宗)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至唐末，凡登宾贡科者五十八人，五代梁、唐又三十一人……新罗时金夷鱼、金可纪、崔致远、朴仁范、金渥皆入唐登第。”
这样，公元788年朝鲜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后，也多次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据《高丽史(卷七十三)·志(卷二十七)·选举(一)》载：“光宗九年(公元958年)五月，双冀献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可见高丽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受唐代影响才实行的。朝鲜前后推行了1100多年的科举制度，直到公元1893年才废除。
公元1010年，越南建立起李氏王朝。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三)·李纪(二)》载：李仁宗太宁“四年(公元1075年)春二月，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此即为越南以儒学为准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之始。公元1185年，李高宗“试天下士人，自十五岁能通诗书者，侍学御筵，取裴国忾〔kai〕、邓严等三十人，其余并留学。”陈朝建立之后，沿袭李朝，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科举考试制度，《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五)·陈纪(一)》载，陈太宗建中八年(公元1232年)“二月，试太学生。中第一甲张亨、刘琰，第二甲邓演、郑缶〔 fou否〕，第三甲陈周普”。公元1239年再次开科取士，之后，科举考试按期举行，其科举之法与中国大致相同。直到1915—1919年间，越南才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
(元圣王)四年(公元788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
从文化教育上看，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由于选择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取得一定的官职出身名位，所以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少年都强烈要求进学校读书。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古代学校教育的繁荣与发展；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从学校到社会都重视读书、习文、作诗赋，并钻研儒家经典，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和社会所流行的清谈学风与玄虚思想，对于造成当时“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都具有积极意义；科举考试科目中有明法、明算、明字、童子、武举等等，这对于当时学校与社会出现的重文轻武、重文轻算、重成人轻少年儿童的陈规陋习，或多或少进行了冲击，这当然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越南那样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但唐朝的科举考试制度依然深深地影响了日本。隋代只有短短的28年，就接待了三批日本派来的遣隋使、留学生、学问僧。自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其中到达唐朝的为13次。每批遣唐使来华，必派众多的学生来唐朝留学，有时一次多达500余人。日本在天智天皇时(公元676年)设立大学寮。大学寮分经、音、书、算四科，而经科占正科地位，书科及音科为经学的入门。入学的资格及手续、科目考试的内容及方法等，都与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类似。
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影响了西方各国。法国思想家魁奈(公元1694～1774年)认为：“中国无世袭贵族，官爵仅靠功绩与才能获得。”他盛赞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借以抨击法国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朽的官僚制度。18世纪末到19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也是吸取了中国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经验。1791年，法国首先试行了文官考核制度，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实行文官考核制，1855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当时，在欧洲封建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构的需要，这就是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原因。孙中山先生在所著《五权宪法》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美国之文官制度最初是由罗德岛的任克思提出的，他于1868年5月呈送到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中国之文官制度”。在波士顿市政府于1868年5月盛宴款待中国大使馆外交官的时候，爱麦生亦曾赞扬中国的考试制度，他说：“中国现在的政治有一点使我们很感兴趣。我相信在座诸君还记得罗德岛的任克思阁下曾经两度想提到国会通过的那个法案，就是主张文官必先经过考试及格取得学问上的资格，而后始能任职。的确，在纠正恶习这一点上，中国是走到我们前面了，也走到英国和法国的前面了。同样，中国社会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值得光荣的唯一凭证。”一位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卜德也认为，中国科举制对西方文官体制的影响，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中国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日本著名史学家福井重雅认为，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远比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重要得多，它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它“传到西洋”，打破了中世纪欧洲“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的犹如死水一潭的贵族政治的宁静，激励新生的资产阶级奋发进取、积极竞争的精神，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从政治上来看，唐王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甚至广大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与网罗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科举考试看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好好读书，都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维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但是，科举考什么，学校与社会也跟着注重什么。在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缺点与弊端，也就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几部经典、诗赋，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科举考试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高官厚禄的最好门路。因此，读书进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富贵荣华，锦衣玉食”，为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读书目的与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严重地影响着一般读书人的思想；科举考试的最后取舍权是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等，录取标准又往往以权势门第为转移。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靠山、门路，就很难有被录取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重门第、通关节、贿赂、请托、科考舞弊以及私门谢恩等等风气就公开泛滥起来，这严重地污染与腐蚀着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毒害着学校和社会的风气。
不但如此，新罗还仿唐制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据朝鲜古史《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第十)》载：
就当时社会状况而言，唐代科举是一个比较进步、比较合理的考试制度。它与前代选士制度相比较，有三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更有效地由地方世族与地方长官手里集中于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满足了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强烈欲望，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第二，把读书、应考、做官三者密切联系起来，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打开了获取高官厚禄、享受富贵荣华的门径；第三，力图改变选官只重品行、门第，而忽视知识、才能的弊端，它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当官多少要凭点才学，因而选拔了一些有才干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