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排演藏戏，不仅活跃了学校的文艺生活，关键是提髙了师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加宽加深了文艺知识，在师生中激起了经久不衰的创作热情，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
发展到后来，产生了白面具派和蓝面具派。到后来，拉卜楞寺贡唐三世又创立了安多藏戏。若尔盖业余藏戏团就承袭了这一门派的传统。传统的藏戏剧本中，在过去年代里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藏戏团的演出受到了民间的热烈欢迎。
新时期开始，教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髙度，它的作用也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被认识。对政治风云已经具备了足够敏感的尼玛清楚地知道，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来临了。
周围地区都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尼玛又把他的业余藏戏团拉了出去，在县内各地和邻省的一些地方义务巡回演出。
1978年3月8日，若尔盖业余藏戏团成立。人员全部来自尼玛所领导的红星兽防站和“五七”学校，并由他负责管理并任总编导，他的弟子纳科出任艺术指导。
他的弟子们也总是说：“老师在他戏里写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东西，也是他希望能早日出现的东西。”这部戏上演较晚，但创作却是较早期的事情。
他是寺院的精通大小五明的高僧。从寺院走到社会二十多年，他没有家室，也没有积聚财产，他只是孜孜以求地获取知识，传播知识。
这一时期，在内地文艺的潮流共同倾向于一个主题：控诉“左”的危害与摧残。而尼玛却举起了恢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应有地位的旗帜，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既表示出一种勇气，更体现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独到的眼光。
现在，这个机会正在他眼前出现。
他的双眼从未像今天这样明亮，闪烁着灼灼的动人光华。
戏剧本身完全是消遣娱乐性的，虽然其主题是宗教性和感化性的。……在舞台中央要祭戏神，这一尊神是一位白须觀然的老翁，即圣者唐东杰布。
这一切都像过去寺院教育一样，一方面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和它一定程度上的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它却显得过于自如自在，而不能有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互相依存、水乳交融那种感觉。
在这部现代戏的创作中，他大胆改革了旧藏戏中带着太浓烈的寺院文化特征的部分，更是完全摒弃了其中的宗教说教。他无意当一个吃螃蟹者。他却偏偏又成了第一个用旧戏表现现代题材的先驱者。学生们第一次穿着和日常生活中的服装上台，舞台设计也是和日常生活环境中相似的。连收录机，电视机都搬到了台上。他们表演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学生们知道，老师就是要他们成为这样的有志青年。这是一次演出，也是一次教育，一个召唤。
尼玛在1978年开始排演这部剧目，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情形颇像是在施放一只探空气球。这其中也蕴含着双向挑战的意味。对于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观点是一种挑战。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中落后反动的封建势力所灌注的僵死的敌视人民创造的思想也是一个挑战。
1988年，《雪山下的藏族青年》获得演出奖。
演员就是尼玛本人。所有眼光都投注到他的身上。他依然是那副模样，一头多少有些纠结夹缠的黑发，一件半旧的中山装，外面一件藏袍。只是这一天，他衬衫的立领白得耀眼，熟悉的人看见他这样神采焕发，有点不相信这个指挥若定，笑意灿烂的人就是拯救了大批牛马的阿古尼玛。就是善为人师的阿古尼玛。他是一个好医生，一个好老师，如今又成了一个从容镇定的导演。
但真正的史诗，人民自己塑造出的英雄《格萨尔》在旧的藏族社会里是受到封建势力百般排斥的。在西藏的雪顿节的藏戏会演中，一般都限定表演“八大藏戏”，凡是表现新题材和格萨尔故事的剧目都在禁止之列。
他回答：因为我们刚学会睁开眼睛的人们需要。
如果说，过去他的大众教育之路是从一种实际需要出发,在没有前景预测方向那样的情形下开始发展的话，他恐怕还没有更多的期望。“文革”中，他的教育之路和“五七”指示中一些精神不谋而合获得了未曾预料的发展。但现在，“文革”这场运动正被否定,那么，他的教育上的明确抱负还有实施的可能吗？
一个庞大的存在，却给人与己无关，大而无当的感觉。
让我们叙述一个小插曲。
但后一部分恰恰是至今未能得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关于这一点，有很高理论水平并善于总结表达的阿坝州州长泽巴足和我谈到此种状况时，却用了一个譬谕：“不穿鞋的人，打惯赤脚的人走路是不怕石头和刺扎脚的。穿上了鞋的人，就不肯再走那乡村的道路了，怕的不只是扎脚，而且害怕弄坏了他脚上的皮鞋。”这也就是我们教育存在的状况。教育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以提髙民族素质为主要目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更侧重为本地区造就人才。而造就的人才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一些有关材料上的统计教学。
11部改编戏为：《霍岭大战》《朗莎姑娘》《青颈鸟的故事》《吐米桑布扎》《达岭之战》《魔岭之战》《阿达拉姆》《诺桑王子》《尼泊尔公主》《赛马称王》《旦遮国王》。
他去上课了。
草绿花红的季节，经过尼玛亲手改编的藏戏《霍岭大战》就在草原上正式演出了。首场演出变成了一个节日盛典。和自己本民族的艺术决绝已久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来自红星全境，来自若尔盖的其他地方，来自邻近的甘肃和青海。群众来了，领导也来了。看到这一节日似的胜景，尼玛把欣喜藏在心底，作着演出前的调度。
传说中，唐东杰布创立藏戏是基于一个非常实用的目的，为了在藏地的众多河流上架设桥梁而摹集资金。
也有人说，你成了很懂政治的人了。
……在西藏，戏剧作品一般被称为“身世”或“传记”。正如在史诗中一般。
年老的母亲总以忧郁的眼光注视着自己那众口称赞的儿子。她也要儿子回到寺院去。宗教和儿子，是这个倔强善良的妇女的终生寄托。她说自己就要死了。唯一担心的是儿子，进寺院修行灵魂就不会坠人地狱。
自若尔盖县第一所现代教育意义上的求吉小学创立。1959年，热当坝乡建立第一所小学,叫康萨小学。1964年，康萨小学首届毕业十几名学生。当时，我们不说全部藏区，至少在阿坝州，在若尔盖县推行于牧区的现代教育其实是不完备的，只是整个大教育概念中的普通基础教育一种内容。教学用语是当地人民中不通用流行的汉语，教材内容、课程设置到学制、招生与升学方式都照搬汉区的一套现成作法。到1963年，若尔盖全县已建立小学32所,在校学生为1885人。平均每所学校为六十多人。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五七”指示大力贯彻的时期，学校教育更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在这一时期，照搬内地教育模式而对本地本民族实际情况缺乏考虑的教育方式开始暴露出严重的缺陷。首先一个问题是语言障碍，本地人用的是自己的语言。从浅层次上说，学生进人学校首先面临的是语言障碍，绝大多数学生不可能与学习语言的同时同步掌握课程内容。从深层次上讲，即使学生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决定他感受与思维的仍然是他更熟悉更应用裕如的本民族的母语一藏语言。这样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学生很少能按要求顺利升学毕业。很多学生存在的意义就仅仅只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一个纯粹的符号。极少数能升学的人成才后又远离了自己那片急需知识文化的乡土。
我们更提到了尼玛所创作的两部新剧目。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真正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整个社会显现了空前的活力与激情。多年以来，尼玛性格中被抑制的一面显露出来了。
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后，一部分学生离开事倍功半的学校，进人了寺庙，目的是在那里可以学习他们更容易掌握和领会的藏文化，这不是一个民族文化振兴的道路，但这种现象足以警醒我们：什么是人民需要而且可以接受的教育。这不是汉区样式生源流失的主要原因，它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无论如何总是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一个民族前进不应是以牺牲其有价值有光彩的文化属性作为代价。
六月，晴朗的下午，藏文中学里书声琅琅,推开窗户可以望见外面大片的原野。沉静的绿色中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回首那些日子，最初的欢庆也是由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式并无太大区别的方式进行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那些最初由集会、游行和旗帜构成的热流下面，身处于偏僻草原上的人们保持着一种内心的冷静。
1976年，中国在她红色政权成立的金秋十月又一次迎来了解放。
其实,这时演出就已经开始了。成千上万的人围起的圈圈就是舞台。
尼玛先生不是在消极中等待的人。
新近出版《阿坝州文化艺术志》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阿坝州藏戏”名录共收人22部。其中传统戏两部，即《松赞干布》和《智米更登》。其余20部中改编戏占15部。15部中的11部都是由尼玛和他的弟子们改编，并上演。
我当然也就明白了牡丹的用心，明白藏戏在他们那里，是课堂之外的又一个课堂。
很长时间，已有的教育规模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生存呢？
一部是写藏医圣的《宇妥·元丹贡布》。
这个戏是有一个直截了当的主题。写一个藏族青年经过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后面也很简单。学成后回到草原，他拒绝了许多对自己更有利的机会，而深人基层献身于民族文化传播这一意义重大却被人轻视乃至误解的工作，最终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群众的欢迎和领导的肯定。
也是这一天，个别还未从“左”的思想阴影中走出来的干部，起初还接受了邀请，要去看看演出，但一看到如此盛大的自发性的庆典场面，就害怕了。就立即想起在历次藏区的政治运动中那些非常活跃，杀伤力很强的政治语汇，赶紧吩咐司机跟他回县上去。车子顺公路驶出一段，估计到了不会被裹挟的安全距离，他才说：“危险啊，危险!”
来自北京的声音，的确证实了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正从一场广泛深人的讨论变成一个个实际的行动。
最初的欢庆变成了焦灼的期待。尼玛坚信，那平地一声春雷就要从遥远的北京震响了。
他要和县、州的部门领导一起上省里去争取批复与具体的支援了。行走在草原上，他有了一种自身和脚下这片大地融为一体的感觉。这是一种崇高而庄严的感觉。
报纸来了，尼玛反复研究，从中找到了鼓舞人心的段落：
“解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或是按照这些少数民族和地区的特点来办事；或是机械地照抄汉族地区的政策,任务和方法。在这些方面，我们工作的成败就取决于我们釆用哪一种方法。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其原因，大多都与我们的工作方法有关系。”
和一片土地融入的感觉是沉重的。
故事如此平直。
人们在宗教上表现出的热情令他深深思索，让他更深地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他重新翻阅自己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涉及到藏语文、藏兽医、藏医、会计、农田技术等方面。主要还是藏语文和藏兽医两个方面是他最为成功的地方。成功之处就在于从本民族文化中搬取了精华部分，又有别于寺院传统教学和现代学校教育的方式，才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1984年，《青颈鸟的故事》获全州调演二等奖。
其中几部是和弟子牡丹、格德甲、甲木科、云丹等共同编写。
只有尼玛，却从一个社会普通成员的地位上，用他那双永远在疑问，永远在探究的双眼打量着这个庞大的机器。回顾他自己的办学经历，他的想法愈益明白。他要吸收寺院教学和现有的正规的普通教育的长处，并克服它们的缺陷与弱点，走一条符合地方实际的民族教育之路。
排演的第一个剧目，即是藏戏中的传统的剧目，取材于英雄史诗《格萨尔》的《霍岭大战》。
他在等待中继续日常工作，并排演藏戏，他知道任何事业的发展都必须等待来自政治上的信号。
演出开始了。
是一场新的变革，或者仅仅是又一场运动的开始。
这是政治上学会生存的需要。这也是他天性中对知识总能兼收并蓄的态度使然。他当然也知道“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道理。并应用在实践中，创造了一个他希望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
1981年，尼玛率团参加在巴塘举办的“全省藏戏调演”，演出的《朗莎姑娘》获优秀奖。
而敏感的人已经在思索这一个变化所包含的信息。
尼玛有自己的看法，但却不把想法强加于人，即使这个人是自己的学生也是一样。他对牡丹说：“你已经比较成熟了，进不进寺院主意自己拿。当活佛明显是舒适尊贵的。在我看，年青人是属于将来的人。你不当他们也能找到别的人来当。我只能说希望你多学点实用的东西，我更希望在我身边做教育工作。”
尼玛笑笑。
这是尼玛为他创立并领导的业余藏戏团新创作的一个剧目的名字。
一辆小车载着一个领导扬长而去。尼玛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这时他心中的欢乐足以压倒那一点不快。再说，更多的领导都坐到了贵宾席上，享受着阳光和奶茶。
这个形象也仅仅是一个理想。
当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随着草原上乃至整个藏区正确的宗教政策贯彻执行，格尔底寺和其他一些寺庙陆续开放，过去的僧人们一批批回到寺院，在自食其力的同时，进行自身的修持。
这个形象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愿望。
他的弟子牡丹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同时被两个寺院认定为转世活佛。其中一个寺院威信很高的活佛委托他的两个叔叔带上哈达、信礼、法衣和法器给他，并马上要迎他进寺。这时，他正在阿西牧场当兽医，他马上就去征求尼玛老师的意见。
在中国，一方面各种实用的技术与专业知识大面积地贫乏，一方面全民都在投身，或者说被鼓励进行一些大而无当的哲学论题的争辩与学习。20世纪70年代的一段时期，中国大地几乎成为一所巨大的哲学课程。认识论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儒家”与“法家”的问题。甚至文艺问题也是这个课堂所要讨论的题目。譬如《水浒传》这本书。譬如文化艺术的功能与属性。和应有的本职技能知识的缺乏成反比，任何一个干部都能对你谈几句“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又要高于生活”的道理。
牡丹说：“我就这样又回到老师身边，做老师又做助手。直到今天。”
今天,他已是这所蜚声州内外的学校的一校之长了。
尼玛也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开始变得如此敏感了。
尼玛肯定是这敏感者中的一员。
戏上演后，就有人说，看啊，尼玛又在搞政治了。语含讥讽。这种人都是尼玛平常十分敬重的，他们这种表现令尼玛感到失望。同时也警醒他注意克服知识分子通常自命清髙的弱点。
“这其实就是老师的一种教学方法，他的教育不是只局限在课堂那几十分钟里的。”
他说阿古尼玛从来不以老师自居。创作中，总是经常和弟子们一起反复讨论斟酌，学生们哪怕对台词提出一个字的修改意见，他都加以鼓励并虚心采纳。
这是一幅独特的人文风景。
一是有了一个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是国家花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正在新形势下出现危机。
政治，左右着中国人。
以他因工作需要自发创办那个没有名目又学文化又学技术的班开始，到县“五七”学校，已经有了二十个年头。这其中已经有了把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普通教育融汇于一体的基本因素。
全团上下同心协力，自成立以来，走遍全县的乡村牧场，行程万佘里，演出百余场，观众人数达到十多万人次。如果考虑到若尔盖地广人稀，全县五万多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仅在每平方公里五人上下，就可以看见剧团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受热爱的程度了。
他想，也许会下地狱，如果是这片草原，这片草原上的同胞要获得利益，而以他下地狱作为代价的话，他是义无反顾的。
他开始起草一份报告。具体提出了创立一所全日制正规的用藏语文来开设大部分课程的全日制中学的设想。
只要我能，这是他的回答。
可惜，即使是真理，也是只能在某些人那里是真理，某些人那里却是教条。
更为实际的是大量学生退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这当然是由于游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人们对教育的失望。教育造就了一些农牧民子弟，使他们成为干部，成为其他人才，但这只是其中极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人回到乡土，并将学到的难以应用的知识渐渐遗忘。
一部戏是现代题材的《雪山下的藏族青年》。内容是关于教育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以后的叙述中来展开。
尼玛在新时期开始的阶段，竟然不是从他专擅的医学和教育，而是从艺术迈开了他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步伐。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克服这种教育方式的弱点，若尔盖县也在各学校开始设置藏语课程，但始终是在一种陪衬的位置，而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季节，仍然以从容不迫的步伐更迭。
我问他奔波的结果。说话总是显得有分寸的他却对我回顾尼玛老师带着他们创作藏戏的情景。
与此同时，他也在等待，他更在期待。
尼玛的想法在逐渐成熟。
如果说，他曾影响了弟子选择的话，那就是他向牡丹畅谈了自己关于民族教育的设想，间接地让他明白民族文化复兴之路的方向何在。
这是一个真正的春天。
从1960年到1980年，共培养了45077人。这些人绝大部分回乡成为了藏兽医、会计、藏文民办教师、藏医和基层干部。在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初级人才其实正是一个落后民族在一个新时期中力求发展时最为需要的。这部分学生既来自红星和若尔盖县，也来自州内各地和相距遥远的甘肃、青海、云南、西藏、内蒙、新疆等省区。他的办学方式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越来越受到那些努力探求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新路的各级领导的重视。从红星到若尔盖，从马尔康到北京，我们可以开出一长列名单。凡已奉献的,都有一道永远的无字碑，耸立在了草原人民的心间。尼玛这时考虑的是，能不能再进展一步，加重这三教合一雏形中的普通教育成分呢？
学生们从学习史诗开始，到今天，终于变成了史诗中的一个人物，在舞台上演一个古老民族历史中最辉煌的段落。尼玛退在了幕后，在作为换衣间的帐篷中，把脸埋在那些新置的戏服中间，他听见螺筒长长几声低回的引领下，唢呐、竹笛、鼓、钹渐次加入，声声人耳，泪水就流下来了。泪水有时是多么好的一种东西啊,冲走了心中那些长久的郁积，擦干眼泪，他抬起头，只看见高亢的唱腔越拔越高，超过轻盈的流云。这才坐在了他编导的位置上，指挥调度起来。
从这种意义上讲，母亲感觉对了，因为他再也不能有寺院中很容易找到的那份超脱的感觉。
尼玛这个走出寺院庄严红墙而投身社会进行服务与奉献的知识分子的焦灼，其实是急于对社会作出更大的奉献。十多年的社会生活的阅历和锻炼，给了他一双识别政治风向的眼睛。应该说，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中国人都有一双在这方面能捕捉最细微信号的眼睛，唯一的区别是大多数人把这当成一种明哲保身的条件。一部分人则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尼玛这样，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寻找一条生存之道，则是为了一个宏大的抱负。
我只是想，在这偏僻的生活艰苦的地方，他肯定还会面临一次又一次选择，在老师已经故去之后，他还能坚持初衷，把当初的选择当成一项永远的选择吗？
希望，希望中交织着焦灼的情感。
母亲去世后，他真诚地祈祷过，让母亲的灵魂升人天空。
终于，到了那个日子了。
若尔盖地区从解放到民主改革，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时间,教育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从混杂着许多陈腐东西，封闭、僵死、脱离实际的寺院教育一变而为面向大众的、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的、内容也更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所替代。
《人民日报》送到红星已是一周以后了。内容他已经从收音机里听过多遍了。但多年以来，中国人都养成一种更为信赖白纸黑字的思维定式，所以，他也一直在哪里等待消息。
法国的藏学家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3才藏戏是这样论述的：
和一个民族联系起来的命运是阔大的。
1992年冬天，现任阿坝州藏文中学校长的牡丹长途奔波到马尔康，专程来文化部门要求承担建州40周年时的一台藏戏表演任务。
共产党如此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使尼玛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而他更感到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去实践他已经有了一定经验积累并在心中日益酝酿的有关民族教育的规划了。
尼玛对回到寺院的僧人们说：你们去享受宁静吧，我要作一个教师。
这是阿坝州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成立的第一个民间业余藏戏团。
中国人，依赖着政治。
1980年的春天啊，解冻后的大地，泥土散发出的是更加醉人的芬芳。
他的思想，也在经历着变化。
主题十分明了。
他的目标就是要在草原上培育造就这样一批有用之才。
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共创作了两个剧本。一个是《宇妥·元丹贡布》，表达了对创立古代藏族科学文化的前驱者的景仰。《雪山下的藏族青年》就是他对未来的一种理想寄寓了。
他感到欣慰，报纸、电台的文章中有了越来越多关于经济文化建设的提法。在公社放映的电影中，也多了那种宣传。但经济上一些髙得令人瞠目结舌，多少年建成多少大寨、多少大庆的口号，叫人想起文革前“赶英赶美”的那种狂热。
你要作一个领路人。
他深信这个设想会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从若尔盖到马尔康，一件事情按中国方式开始了它被认可被支持的过程。不能说一路都是绿灯大亮，不能说从每一个领导那里取得了需要的赞赏，但毕竟这是一个时代发展所需求的东西，不是个人好恶所能完全左右得了的。报告在一级级批复中更显得完整合理了。
尼玛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也是那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果不被视为异己分子被排除在外的话。
1980年，从北京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尼玛先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消息。这篇文章就叫做《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吗？》。
这是因为他个人素质中一直抑制的一面，在这春天里猛烈而自然地喷发，还是应和了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在思想解放中先声夺人，筚路蓝缕的潮流，我们已不能在先生身后妄加推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