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因为没有引发这苦难的明显事件。这里只有饥饿和痛苦。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我每天早上写作。但没有任何时间表。从来没有。除非是做饭。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用一切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从来没有。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还是米什莱，催人泪下。也有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但奇怪的是没有巴尔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别人的书，我往往觉得很“干净”，但常常仿佛出自毫无危险的古典主义。大概该用“必然”一词。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野蛮的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始终没有计划。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