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窗口望下去，母亲、一楼和三楼的几个女主人，横排一行跪在街上，被喝令赛跑，必需跪着“跑”，跑不动就爬。一群学生在四周连呼带喝。我发现邻居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男孩也参与进来，这些男孩平日就很调皮，有的很野，这会儿闹得更凶，时不时上去没头没脑地打一巴掌，我看到三楼的女主人孙大娘挨了很重一脚，在地上翻了两翻。我忙找那女红卫兵头头说：“红卫兵纪律严明，可是现在一些不知根底的人混在中间，万一别有用心，出了事就麻烦了，别给革命小将们抹黑。”没想到我的话真起了效力，她马上派人下去制止。我开始知道“政治智慧”的重要性。
单位的楼道
我赶紧骑车赶往单位，同事们看到我乱糟糟的脑袋，再听我一说，都对时局的突变感到愕然和惴惴不安。同事们找来一把剪子帮我把头发修齐，由于头发被学生们铰得太苦，修好后短得接近光头了。他们还去商店给我买一顶便帽戴上，虽然不像是平时的我，但这时已顾不上自己是什么模样了。
忽然，一个红卫兵跑上来，与这个女红卫兵头头耳语，女红卫兵立即大声说：“我们有重要任务，立刻到楼下集合出发！”很快这拨红卫兵撤了。
我急忙骑车穿过乱哄哄的街道。相比早晨上班时，气氛变得紧张和严肃了，一队队红卫兵手拿着木枪挺着胸膛走在街上，样子像去上阵杀敌；有的胡同口已经被封上了，有的人家已经开始了可怕的抄家。我家住在名为“五大道”的昔日租界里的居住区，老宅院多，遗老遗少多，当然是抄家目标集中的地方。我不知自己的家和母亲现在如何，愈使劲蹬车，愈觉得双腿无力。在我从桂林路向右拐入我家居住的大理道时，隔着一百多米远，就见我家门口黑压压围着很大一群人，一直站到马路对面的边道上，都仰着脸朝我家那座楼看；我家的院墙上、各个窗口上、屋顶上都站满红卫兵，远看像《西游记》里的猴山。不用说，我家被抄了！
我跟在他的后边走进去，走廊到处堆着从屋里抄出来的各种杂乱的东西，楼梯已经被这些东西埋在下边了，窗子的玻璃全是破碎的，我们一边走，各种碎裂的声音一边从脚下发出来；几层楼上上下下站满手执木枪的红卫兵，那感觉使我脑袋忽然冒出电影《马门教授》里抄家的一个镜头。然而，在这样从未经历过的严峻的气氛里，我感觉自己身上竟然冒出一种自我的控制力，这种感觉使我自己有一点冷静。奇怪，这能力是哪来的？谁给我的？是因为父母和家中落难，只能由我挺身在前了？
1966年夏天，空气里有种硝的气味并日渐浓烈，社会变得异样了；首先报纸成了战场，不时会一个大人物被拉出来，立刻被种种凶烈的言辞打得人仰马翻。那时最出风头的一个笔杆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没听说过。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笔特别，偶尔会用一点文学语言，还有一种能够决人生死的“权威”，这些别人都没有，仅此而已；我那时只是一个痴迷于绘画与文学的年轻人，更关注的是历史的经典，与现实政治距离很远，对批判的人物是谁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比如“三家村”，只略知吴晗，对邓拓和廖沫沙就闻所未闻了。开始时只觉得社会这些异样的变化与个人关系不大，7月底还在劝业场二楼的旧书店买到一部心仪已久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天天捧在手里。可是8月初的一天，劝业场九路汽车对面大墙贴了一份大字报，一连十来张，把一座四层楼的大墙都糊满了，挤了很多人看，题目很新奇——《血统论》，据说是北京那边来人贴的。一看到里边那两句扎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感到一种阴冷的杀气吹到了我的身上。
此刻我回家去，不知会出什么事，但我不能逃避，我要去救助母亲。我把自行车推进桂林路一条胡同深处的隐蔽处藏好，然后奔往家中。奇怪的是，这时我反而不觉得心慌了。待到了家门口，耳听着有人叫了一声“狗崽子回来了”。眼前我的家已是一片狼藉。从各家抄出来的东西已经全混在一起。几个红卫兵上来用木枪拦住我，其中一个直问我：“你是谁？”我说：“我住在二楼，我回家。”这个红卫兵冷笑道：“家？你跟我进来。”
著名的“8·18”后，社会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23日晚饭后，我去女朋友顾同昭家。一进门就感觉她家气氛异样，不等我问，她母亲便说今天下午忽然涌进一群孩子，闯进各间房屋，跳到桌上和床上，撒欢儿一般乱蹦乱跳，狂喊狂叫，乱扔屋里的东西，还把她父亲硬塞进一个空木箱里锁上，然后一哄而去。
到近处看，大字报气势汹汹，写着要坚决揪出父亲的大字标题，还有一连几张声称要打倒我这个狗崽子。怎么还会有我？我心慌成一团，字也看不成行，大概是说我醉心于“封资修”的画，还卖画——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经济，我所在的书画社是计件工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现在上纲上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令我感到惊愕的是，贴这张大字报的竟是我的一个亲戚。
我自知出身不好，不敢多看，赶紧骑车回家。快到家时，几个年轻人坐在边道沿子上，可能是街坊家的孩子们，一个冲我说：“神气什么，到家门口看看去吧。”我没答话，往家里骑，很快就看到夜色中的家门口白花花一片，是大字报！我立刻紧张起来。
没过多久，红卫兵就回来了，细一看，并不是刚才那拨人，而是换了一拨，头头也换了一个女的，十六七岁，身子瘦小，脸很白净，眉目清晰，人很厉害，一脸怒气，好像随时会发火；她腰上没系皮带，皮带攥在手里，一边上楼，一边用皮带啪啪使劲抽着楼梯两边的护板，气势很大。她上来就向我要“变天账”——这时我才明白，那时候放映的土改时期的电影中，常常会有一个老地主，偷藏房契地契账本之类，准备将来向农民反攻倒算，这些东西就叫作“变天账”。显然，此刻我们已被这些未通世事的年轻人当作假想敌了。我说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她就火了，叫几个红卫兵把母亲弄到大街上“接受群众批斗”，然后翻箱倒柜抄找“变天账”。她本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用脚掀动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忽然碰到几个厚厚的黑色大本子，她拾起来问我：“这是什么？这不是变天账吗？”我吓了一跳，那时代我们对长辈的事情所知甚少，谁知家里的老东西都是些什么，真是些老账本吗？可是再一看就放心了，我说：“这是家里解放前的老照片、老相册。”
我赶紧去找母亲，急于知道她的处境，在她的卧室里找到她。她头发蓬乱，脸很脏，但她见到我时没有哭。母亲是个镇定的人。过去的几十年里，家庭每遇风浪，定海针不是父亲而是母亲。父亲只是做生意时胆大，出了事便胆小。此时，父亲没有下班，肯定在单位挨斗，会遭遇到什么就全不知道了。我和母亲先在废墟般的家里找到了一点昨天的剩饭剩菜，把肚子填饱；暖壶全被砸了，就打开自来水的水嘴，接些凉水喝。我小声问母亲：“您藏什么东西了吗？”母亲说：“有一盒首饰。”我一听就急了，说：“妈妈，快把东西交给我，一会儿由我上交。现在任何东西都不重要了，能活下来就行。”我当时比较清醒。我知道在那种突然的变故中唯一的选择是设法平安渡过这一劫难，这也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接下来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场劫难。
上了二楼，我看到我的家像一片被炮猛烈轰击过的惨状。地面上全是衣服、碎瓷器、撕开的书、破玻璃板和歪歪扭扭的盆盆罐罐。所有柜子和箱子不是被打开，而是被刀斧劈开的，书桌的一角硬被斧头砍去，被打散的吊灯垂在屋顶中央，上边挂着母亲的一条长筒丝袜，这怪诞的印象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文革印象”里。墙上所有画都没了，涂抹着许多气势汹汹的标语。后院里不知在烧什么，浓浓的烟冒上来，使得站在屋外小晾台的红卫兵已变成人影。后来知道，我心爱的中外名著和书画都被扔下去，正在后院放火焚烧。走在我前边的红卫兵忽然扭过身来问我：“你有什么感觉？”
整个夜晚我是在一种破碎和慌乱的感觉中度过的，分不清是噩梦还是现实，反正无法挣脱。有时我分明听到呼喊叫杀之声，好像还有一队人马从我家的楼前呼啸而过——我不认为那是梦境。记得我曾爬起来把自己两本日记塞到暖气片后边，这写满了我近几年思想的日记叫我感到不祥……可是我又觉得这些记忆有点像梦境，后来的事实却证明确有其事。平时半夜醒来总能听到父亲在隔壁那种刮大风一般的鼾声，可是这一夜没有，异样而出奇的静；这是由于我一直睡着没有听见，还是父亲和母亲一夜未曾合眼？我承认，那时的我，对父亲所知极少，对父亲的事也不感兴趣，只知道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商人，开过面粉厂和贸易行，为此自己便先天和别无选择地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里。现在父亲要面对这个世界；我却不知道自己马上也要身陷在这个骤变得可怕的世界里。
我那时所在的书画社在营口道上，“文革”一来，被上级集中到和平区文化馆后院一间空房里搞运动，学习文件、揭发坏人、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文化馆四周的楼房民用的少，行政单位居多，平时很静，现在各个楼里好像都在打架，喊声愈来愈大。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为家里的母亲担心，渐渐感觉自己咚咚咚心跳得厉害，第一次觉得心脏和喘气都不舒服，临近中午时，有点坚持不住了，便去前院楼上找文化馆的吴主任，说我要请假回去看看。当时吴主任正在受单位群众的揭发批判，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揭发他的种种罪行，但是他的姓名上边还没有打叉，表示还未被“拉下马”，还在管事。主任室的几扇玻璃窗上也糊着大字报，光线晦暗，他的脸色反而显得比纸还白，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记得他对我说：“运动都有高潮，但不会总在高潮上，你要沉住气。”然后就准了我的假。他说的话却叫我懵懵懂懂听不明白；不知这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他自己说的。
有一句话热烘烘涌上了我的心头：“你们还有人性吗？”但我知道——我不能说，我可不能毁掉自己。我急中生智，弯下腰对二妈说：“你知道你犯下的罪恶吗？”二妈一直是个和善又自尊的老太太，可她竟像个乞丐傻呵呵地对我说：“我想吃捞面呵！”我发现她眼神有些涣散了，嘴张得圆圆的，神情似笑非笑，有点滑稽和可怕。她周围和衣服上的火苗大了起来，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了；连惊带吓，烟熏火烧，她的神志已经不清，弄不好她会被烧死。此刻站在院墙上的孩子们都在笑，在喊，没人当回事。我必须马上救她。我朝她大喊一声：“吃捞面？叫你这资本家的寄生虫吃——”跟着转身跑进她家的厨房提来一桶水，大叫一声，“叫你吃！吃吧！”一桶水哗地搂头盖顶浇下去，全浇在她身上；一瞬间，我看到她本能地扬起胳膊挡水时可怜的样子，但这桶水把她身上的火全浇灭了。我就势弯腰把她抱起来，进了楼，放在走廊的地上。我的行动使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叫好，真以为我教训了这个“阶级敌人”。在我抱着她湿淋淋、瘫软、冒着烧煳气味和汗臭的身子时，那感觉好像救起被车轱辘轧破肠子的一条狗。
我家这座楼有三层。一层姓李，是天津昔日一位富商的后裔；二层是我家；三层是孙家，出身一个银行世家。可以说，我们整座楼的所有住户都是抄家的对象。此刻，红卫兵们正从窗口把室内各种东西稀里哗啦往下扔，发出不同的摔碎声；有一种旧藏的整匹的布料，被他们抓住布头从窗口扔下来，好像一道道长长的各色的瀑布由天而降，景象奇特，随之下边发出一片呼好声，上下呼应一片；一个站在三楼最顶上的红卫兵使劲地挥舞着红旗，好似占领了一个山头。
二妈作为一个富家的遗孀，在她那个利害纠结的大家庭里身世十分可悲；我知道她的很多不幸，但现在没人管这些了。现在只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66年8月抄家
在下一拨红卫兵到来之前，小楼里出现暂时的平静，我对母亲说：“我要马上去单位请下午的假，现在单位搞运动，不准请假。”我离开家跑到和平区文化馆，前楼已经乱了，吴主任被揪出来了，正在楼门口的台阶上批斗，胸前已经挂上牌子，名字上已经打了叉。到了后院我们书画社的屋里，竟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据说一些人家里被抄，被红卫兵叫回去了。全市的大抄家已经开始。再返回大理道上，看到又有几家挨抄，一群群红卫兵在这些家的门口进进出出；一个女人站在桌上被斗，脖子上挂着两串她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鞋子。我依旧先把自行车藏在桂林路的小胡同里，因为上午他们抄家时我看到弟弟放在家中的自行车被砸成一堆废铁。我回到家时，上午抄家那拨红卫兵已经回来了，重新占领我家。门口围观的人少了，红卫兵好像增加了一倍，看上去有点重重围困的气氛。
第二天醒来，外边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然而骑车上街很快就发现天下大变，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大红标语、绿军装哗哗地跳进眼睛，被扬声器放大的凶猛呼叫声和语录歌闯进耳朵。
就在这时一个学生冲上来把假牙夺走，训斥她：“你还想用假牙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血肉吗？做梦！”一挥手把她的假牙摔得粉碎。他的行动引得站在院中和墙上的孩子们叫好。
我刚一进门，就被红卫兵们用木枪顶着后脊梁押上了楼，在二楼走廊上我看到许多人围着一个人，这人坐在地上，背对着我，看背影像是母亲，但头发怎么像男人那样短？被铰了！那一瞬间，不知是由于我叫“妈妈”她才回过头来，还是她回过头我才叫起来——她的样子太可怕，整张脸被一种治外伤用的紫药水胡乱涂抹，她眼睛在这刺目的紫色中瞪得圆圆的，黑眼珠奇亮，眼白奇白，我好像被吓得放声大叫一声，跟着脑袋一蒙就不清楚了。忽然，我感觉自己像给一根拴在身上的牛筋拉了一下，跟着听到一阵咚咚咚敲门似的声音，还有喊叫声，我渐渐清醒过来，看到身子四周站着一圈红卫兵低头看着我；他们一齐用木枪捶着地，我自己蹲在中央。一个红卫兵对我叫喊：“干什么？装疯吗？”这时，我有一种“还阳”的感觉，一种很奇妙甚至很美妙的感觉来到身上，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像被清洗过了一样，极其清醒。
她家没人吭声。她家是个很本分的老实人家，没经过事，何况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变故突然降临，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架。她父亲听说，五大道这边别的人家也闯进学生了，她家对面的两位名医金显宅和林崧家都被破门而入，有的乱翻乱砸，有的说要搜查“变天账”。什么是变天账？我一时没想明白，却感到有些不安，安慰一下她父母，便赶忙告辞回家。这时天已黑了，但街上似乎比平时要乱一些，远处有扩音器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宣讲声，在黑夜里听得很清晰。待到了大理道新忠厚里临街的一家门口，乱哄哄聚着一群人，楼上楼下所有灯都亮着，窗户里有急匆匆晃动的人影，还有叫喊声、呵斥声，砸玻璃、摔东西的声音和猛烈的撞击声；没等我看明白，只听有人说：“红卫兵抄家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抄家”两个字。
我说：“你们没去派出所报案吗？他们怎么能随便闯进人家呢！”
这红卫兵想了想说：“你能这么认识就好。现在是中午，我们去吃饭，可是马上就会回来。你们不准乱说乱动。”我点点头，感觉这个红卫兵比较能够说上话，便对他说：“我们决不会下楼。”从他的表情看，他满意我的回答。他盯着我又说一句：“可不许藏东西。”说完便带着楼里的红卫兵撤了。
问话这红卫兵大概是个头头，年岁略大一些，戴着一副窄黑边眼镜，可能是个高中生，比较沉稳，和那些年纪较小、冒冒失失、非常情绪化的学生不一样。他脸上没有表情，略略低着脑额，抬起一双细细的眼睛透过薄薄的眼镜片冷冷地盯着我。我说：“我家的一切都是父亲剥削来的。”
她母亲披散着花白的头发，说话时眼睛瞪得圆圆的，露出黑眼珠四边的眼白，显然下午的惊恐还在她心头。
我下楼去接母亲，母亲她们已被放回来，正上楼。前院浓烟滚滚，我担心起火，跑到院里一看，一些学生和邻居的孩子们在点火焚烧“四旧”，这中间有我的书，更多的是一楼李家的衣服与杂物。李家是天津巨贾李善人的后人，家用物品十分讲究，此时都在烈火中燃烧。我忽听烟火中有种挺怪的声音，透过浓烟看到李家的二妈披头散发在地上爬，好像寻找什么，火已经把她后背的衣服烧着，冒着很亮的火苗。我上去朝着她叫：“二妈，你在找什么？”她忽然反过身，仰躺地上，举手拿给我看，竟是她的假牙。原来刚刚她和我母亲在街上被批斗回来时，她的假牙掉了。她停下来找她的假牙。她的腿走不动了，只能爬。
这时，母亲正在大街上遭受近乎戏谑的批斗。
我还发现屋中有些异样,光秃秃的，原来桌上摆放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时母亲叫我把屋子收拾一下，怕摔的瓷器全放进柜里，桌上的玻璃板放在桌子下边，好像是“坚壁清野”，防备即将到来的抄家，可是抄家是什么样的？谁都没经过，只是在《红楼梦》里看过。我们仅仅靠着藏一藏怕摔怕砸的东西就能应付这种不得而知的抄家吗？如今看来我们对那场即将到来的社会灾难与时代疯狂太缺乏想象力了。
被抄户楼前贴满大字报
在骑车经过三十四中学的时候，正赶上黑铁的大校门忽然从中打开，打里边涌出一大群穿绿衣、戴红袖章的学生，手里拿着亮晃晃的东西，飞快地占据街心。我停车下来，正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忽见迎面一个学生手指着我喊：“瞧，这个人是大背头。”一群红卫兵迅速上来把我围住，冲我喝问：“你是资产阶级大背头吗？”我说：“我头发一直很长。”学生们立即怒了，叫道：“还狡辩，老实点，给他铰了！”跟着学生们呼叫着拥上来，原来他们手中亮晃晃的东西都是剪子，有理发剪子，也有家里用的剪纸剪布的大剪子，跟着“咔嚓咔嚓”在我头上一通乱剪，我不敢乱动，怕他们的剪子捅破我的头，老老实实等他们剪完，又呵斥我一通，才放掉我。我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战斗胜利者的神气。后来我知道这是红卫兵“扫四旧”最早的行动——剪长头发和肥腿裤，还有焚烧图书字画，砸一切老东西，伴之而来的就是抄家了。
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美院初试通过，但复试被拒绝，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伤”，可是一直并没感到它对我有什么妨害，现在它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我已经无法把这张大字报全看下来，赶紧进了家，跑到父母的房间一看，父母各坐在茶几两边带扶手的椅子上一动不动，两张脸带着同一种表情，都在鲜明地告诉我：要大难临头了。
没想到“解放前”这三个字又把她惹火了。她呵斥我：“旧社会的照片留着想干吗，这不是怀念旧社会，想变天吗？”她边呵斥边翻看相册，随后脸上的表情就变了，露出阵阵冷笑。她问我照片上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的母亲和姐姐。”母亲和姐姐们的老照片确实都很漂亮。只见这女红卫兵将相册上的照片一张张刷刷地扯下来，然后撕得粉碎，扔掉，嘴里一边说着：“叫你们想变天！变天！变天！”我却感觉到她似乎在发泄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