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尼古拉·果戈理》一九四四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传记。它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评论，而且写作者走到了台前。因此，想深入了解果戈理生平而读这一本书，不见得十分合适；但是要想多了解一点纳博科夫，是很有价值的，因为纳博科夫始终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观点研究问题。模仿纳博科夫观察世界的态度对他作一简短评论，他蔑视一切，对一切持批判态度。
“果戈理的一生充满矛盾和探求。”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果戈理和作为一个人的果戈理都令人惊叹。他是一个怪人，而凡是天才都是古怪的；纳博科夫认为，“普希金的散文是三维的；果戈理的散文，至少，是四维的。”（本书第一五页）他眼中的俄国文学史上最值得赞美的人似乎只有普希金（但是他用英文散文翻译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却引起了他与文学批评家的争论），而普希金对果戈理的早期作品的称赞是被误导了。纳博科夫蔑视一切，他不迷信任何权威理论，更不喜欢弗洛伊德的“胡言乱语”，一有机会就加以抨击（本书第四页、第三十六页、第九十六页）。不过，他这样读书才能读出味儿来，从作品出发，从细节入手，他曾说过，要评论一部书就必须先读懂这部书。要读懂果戈理就不能按照通常的理解去读，例如，契诃夫的“装了火药的枪”的理论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就不适用（本书第四十七页），“伟大的文学则接近于荒诞”（本书第一四页）。纳博科夫写道，“果戈理的世界与‘可折叠的宇宙’或者‘爆炸的宇宙’这样的现代物理学概念有一些相关”；（本书第一五页）没有想象力的读者别去读果戈理。用不同的方法读不同的作家，也许这就是我们读纳博科夫这本书获得的重要启示。纳博科夫关于果戈理作品艺术的议论是他个人见解，但是关于果戈理这个人，他并没有虚构。（本书第一五六页）
金绍禹
二〇一〇年二月
关于果戈理作品的英译本的议论倒是很有价值。他指出某英译本的译者“完全缺乏文字才能”。这是说一个文学译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即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是第一条，说的是译者的基本功。其次，译者还必须有“谨慎”的态度，这是说译者的心理。因为文字不是孤立的，翻译时不能只注意字面意义，因此“谨慎”非常重要。第三，关于原著的风格，他写道，“译本里没有一点果戈理的风格。译本的英语枯燥乏味，而且总是故作庄重，让人受不了。”他把不好的译著形容为原著遭受“凌迟”酷刑（本书第四十一页）。可见，译文语言“枯燥乏味”，原著风格也就无从体现。在本书第九十三页纳博科夫又说道，他自己的译文“至少在意义上是准确的”。言外之意“准确”是翻译的第一要义。纳博科夫喜欢玩弄文字游戏，也爱好大字眼、生僻字，因此翻译他的文字，一本《罗热类语词典》有时能拨开“云雾”，让译者笔下“豁然开朗”。
从本书第六章读者可以了解，作者本来没有编写果戈理“年谱”的意思，“年谱”是在出版社的要求下附加的。作者没有在正文里写《死魂灵》的情节，他认为果戈理的小说和剧本的情节都是不重要的，所以在“年谱”里他加上了《死魂灵》的情节概述。本书写的是作者读果戈理作品的议论，涉及果戈理的主要作品《钦差大臣》、《死魂灵》、《与友人书简选》和《外套》，讨论了文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一个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议论的风格与他其他几部“讲稿”相似，蔑视理论权威，注重作品细节和次要人物，注重作家的语言和风格；似乎他关于文学的议论像一个昆虫学家在放大镜下观察虫子，又仿佛他打开文学这个绚烂多姿的视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色彩斑斓的蝴蝶。纳博科夫在书中写道，“是果戈理（以及在他之后的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第一次看到了黄色和紫色。日出的时候天空可以是淡淡的绿色，或者说在万里无云的天气里雪可以是深绿的颜色。”（本书第九十一页）果戈理有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在果戈理那个时代的俄国，行贿受贿像当时、像现在的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地方一样盛行。”（本书第四十四页）读者会觉得这正说明果戈理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背景；但是，纳博科夫反对把果戈理看作是俄国文学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说法；他反对在果戈理小说中寻找俄国社会的真实生活中的反映。要想在果戈理的作品里寻找俄国生活的“事实”是徒劳的。他写道，果戈理有什么外省俄国的经历？“在波多尔斯克的一家客栈待了八个小时，在库尔斯克待了一个星期，其余的日子他是从旅行马车车窗里看到的，在这些经历之外再加上在米尔戈罗德、涅仁、波尔塔瓦——这些城镇全部都在乞乞科夫的旅行线路之外——度过的他本质上是乌克兰人的青年时代的回忆。”（本书第七十六页）纳博科夫这一个观点似乎来自谢·亚·文格洛夫（一八五五至一九二）。俄国文学史家文格洛夫在以“果戈理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为题的文章中写道，“果戈理只熟悉小俄罗斯和彼得堡。”不熟悉生活如何写作？维里萨耶夫说，“果戈理从朋友们的谈话中汲取大量的情节、用语、形象和题材。”在续写《死魂灵》第二部期间，纳博科夫认为，果戈理“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本书第一三八页）。纳博科夫还认为《钦差大臣》的上演被人“误解”了，从而“引发了大批轰轰烈烈的谴责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的文学，引出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本书第三十九页）；而且，他也不相信小说可以写得有教育意义、能振奋人的精神（第三十九页）。他写道，“文学关心的不是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对胜利者的诅咒。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本书第一五四页）其实，纳博科夫主张明确，把“poshlust”（关于这个俄语词汇的含义，书中有详尽论述）的不同方面联系起来，使其形成“一个艺术现象（其果戈理风格的主旋律即poshlust的丰满）”，这样一来，《死魂灵》就不会是在描摹“一个幽默故事或者一种社会谴责”了（本书第七十九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