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条理、法则，是道那里来的；因此，治国的法令，也是由道产生的。有了法令，是非曲直才有个标准。所以，有道的人，建立了法令就不要抛弃，而且不要违犯。以法令为标准，就能看清天下的事而不迷惑。
以老子等人的基本主张为核心，同时依据现实进行修正，并采纳其他学说的著作，还有《淮南子》和《文子》等。
为什么要尊重贤才？《称》篇说，不用贤才，在战争中，就将招致失败。当然，治国也不能成功。
我们看到，这里对世界的看法确实和老子比较接近，不过它讲的是治国之道。治国的办法，最终落实到要有统一、不变的政策法令，这又接近于战国时代的法家。所以有人称他们是“新道家”或“道法家”。
古代国家，最高信仰是天、上帝。老子学说尽管成了统治思想，也只能在天、上帝的权威之下发挥作用。《黄老帛书》，也反映了当时思想领域中这种思想配置的格局。《十六经·立命》说：“吾畏天爱地亲民。”《十六经·果童》篇认为，人应“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这种天父、地母的思想后来成了国家的统治思想。
万物都有形状，也有名称，因而可以观察，可以度量。即使多如仓库里的粮食，有了升斗，就可以度量。所以凡事都可以查知，就像竖起直杆就有影子一样，可以验证。日月星辰可以计算，春夏秋冬有自己的长短。它们都有天然的秩序、条理。
治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人才。所以《黄老帛书》主张，称王天下的君主，应不惜钱财，去尊重智慧高超的人士，应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去礼敬那些有道的人士。其《称》篇说，那些亡国的君主，把臣子当作奴隶；行霸道的君主，把臣子当客人；行王道的，把臣子当朋友；行帝道的，把臣子当作老师。这就是说，君主本人的德行越高，对臣子就越尊重。尊重臣子，就是尊重贤者。这种论述表明，《黄老帛书》是主张尚贤的，它没有像老子那样，把“尚贤”看作是诱使人民争竞的根源。
这样来治理天下，就是最大的公正。最大的公正，就是有个法度，所以法度就是最大的公正。有了法度，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这样天下就不会乱。
顺着它们天然的秩序、条理去办事，就能取得成功，否则就要失败。有道的人治理天下，没有私心，没有主观的成见，只是随顺着事物的自然条理，这就是无为。他是宁静的，因为他不乱出主意，也不乱下命令。该生的东西，他帮助它生；该死的东西，他就促进它死。一切根据它天然的恰当不恰当。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人物，早已把道家哲学作为思想基础。他们也讲无为，但无为是说君主不要作具体事情，把主要精力用来考虑怎样控制自己的臣子，而且要不露声色，使人难以猜度。但这里讲的无为，只是要求因循事物的自然状态，并且不要生事扰民。
这就是说，当国家采纳老子哲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时候，它无法原封不动地、完全彻底地贯彻老子的每一主张，而必须根据现实状况，对老子学说进行修正和补充。《黄老帛书》的思想说明，是现实对传统观念进行着选择，决定着传统观念的命运。因此，所谓黄老思想，当时主要是采纳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
要治理一个国家，必须讲究爱民之道。鉴于秦朝的教训，也不能像老子那样，以万物为“刍狗”，而不施以仁心。《黄老帛书》主张：“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十六经·顺道》)讲究仁，讲究如何爱护人，是儒家的主张，这是对老子学说的纠正和修改。
《黄老帛书》说，在最初时候，没有万物，一切都混同为一；也没有明暗，好像是一无所有的虚空。没有形状，也没有名称。但它有个统一而不变的东西，能适应各种各样的需要。鸟得了它会飞，鱼得了它会游，万物得到它就有了生命，无论什么事得到它就会成功。人们都用它，但不知它的名。看不见它的形，这就是道。万物都来取用，它并不减少；又复归于它，但并不增多。谁得了这个道，谁就能使天下服从，使天下整齐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