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农村，则从1963年开始，就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复旦师生，也分期分批地参加“四清”工作队，深入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就我们中文系而言，一共参加了三期运动：一期小“四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宝山县顾村、刘行等几个公社，为期50天；两期大“四清”，第一期从1964年月11月份至1965年5月份，在奉贤县胡桥、盛桥等几个公社，为期约7个月，第二期从1965年7月份至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为期将近一年，在宝山县罗店、罗泾等几个公社。当然，各人参加的期数并不一样，有些人参加一期，有些人参加两期，有些人则接连参加三期。当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后，中文系一位总支副书记胖大姐在通知我参加第二期大“四清”时，很坦率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下乡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话语，捅破了那些美丽言辞组成的包装纸，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参加“四清”工作队，本身还带有思想改造的性质，也公开表示出领导上对我的歧视。
在生活上，罗店要比奉贤那边好得多了。下乡后，常听农民们说，上海附近有四大名镇，叫做：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罗店居四大名镇之首，商业发达，居民富庶，是金字招牌。我们的生活也方便得多了。这里农村用的是井水，镇上还有自来水，不会有严重的污染，河浜里也没有血吸虫，夏天可以下浜洗澡。我在艾家宅过冬时，贫协主席老朱就每星期到镇上澡堂里去洗一次澡，我也跟着照做，自然不能算是脱离群众，而在奉贤时，因为附近镇上没有澡堂，农民冬天都不洗澡，我们也只好等到每月一次休假时回复旦再洗。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础课程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多讲，写作教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写“战斗文章”，如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之类；现代文学课则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连外语教学也不能用原来的教材，而要强调政治性、应用性。
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同学，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还留人看守着，准备运动结束之后回来续建。后来运动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愈来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长久，复旦校方和中文系的领导知道不可能再回去办学了，就把这些房子送给当地公社。听说朱家角公社曾在此办过一家社办工厂，后来就不知派何用场了。
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听说在我调去之前，他们还上过一些课，虽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课之外，就不见他们再上别的课了。一则农忙时节已到，劳动时间加多，同时又开始建造校舍了，也得自己动手；再则，“战斗任务”也日见其多，劳动之外，大家就忙着按上面布置下来的批判专题，来写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为上面拟订的批判计划，准备一些资料。当时正处于批判高潮之中，“战斗任务”自然很多，有时还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因为大家都住在农民家里，农家的习惯，大白天是不作兴关门的，决没有朱永嘉为姚文元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资料的那种保密条件，所以他们在搞些什么，一望便知。记得有一次，看见有几位同学忽然看起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来了，这自然是为了批判朱老作准备。果然，“文革”初期复旦党委抛出来批判的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中，就有朱东润先生在内，而撰写《张居正大传》，即是他的罪状之一。
不准买东西吃的规定虽然还有，但已执行得不是那么严格了，很多人都在违规，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农民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只是学校的有些干部却还要盯着管。刚下来时，有一次我到镇上办事，天热难当，就买了一块一毛二分钱的小冰砖，躲在僻巷中吃，不巧恰好被路过的一位本系总支委员看见了，就在会议上提出批评，我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就要买东西，而且偏要走在大街上吃，但别人看得习惯了，或者觉得此人已不可教，倒也不再批评。那时蒋孔阳先生也在金星大队，不大有人与他交往，很是寂寞，我们就常常在一起抽烟，聊天，有时还一起上街下馆子，——当然也不敢叫酒叫菜，只是吃碗菜汤面或肉丝面，但觉得味道特别好。
蔡祖泉原是一家工厂制造玻璃器皿的技工，因帮周同庆教授制造电真空管，深受周同庆的赏识，周同庆从交大调到复旦时，就把他从工厂里调了过来。作为一名技工，蔡祖泉的确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也有钻研精神，但毕竟缺乏科学理论上的修养，在电光源的创造上，受到许多限制。把他树为理科教师的榜样，实在无法令人信服。但复旦党委大树特树蔡祖泉，提倡全校师生向老蔡学习，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他来打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出一条工人阶级自己的科研和办学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来一点弄虚作假的东西了。比如，有一种水银汞灯，其材料和制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师帮他从俄文资料里翻译过来的，但却被说成是老蔡的创造。好在那时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而且中苏交恶，不相来往，苏联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情况，否则打起产权官司来，倒也麻烦。但在我们这里，此类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就像后来种种工人注释小组，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在后面操作、把关，却必得由工人挂牌一样。
但即使要培养文化战士，在农村里也极其不便。信息闭塞，尚在其次，因为所有的战斗任务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用不到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资料的欠缺，却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领导上却有自己的说法：资料愈少，束缚也愈少，可以在生产劳动中找立场，应该向贫下中农寻观点。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话语，还要教师出来附和，实在是很使人为难，虽然学生心里未必信服，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同时，四周的环境不利于学习，也是眼前的事实。当时大家都还住在农民的客厅里，白天农民下地干活，家里虽然比较安静，但学生也不能老是上课看书，总得安排相当的时间来劳动，晚上是休息时间，农民们热情好客，常抱着孩子来串门，如果不理不睬，只顾自己学习，则不但有脱离群众之嫌，而且也很得罪人。但没有相当的时间，是完不成战斗任务的，这很使学生们苦恼。我因为去得迟，住房条件就更差了，被安顿在村边的一间仓库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这里杀一两口猪，那种凄厉的尖叫声实在刺耳，每次都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在我那时睡眠状况极佳，在被猪的尖叫声吵醒之后不久，当四周复归于宁静时，仍能迅速入睡，还不至于影响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们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活上与农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那时，“四清”工作队有如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凌驾在地方干部之上，对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一上来就把他们撇在一边，用秘密工作的方法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其作派，很有点像小说、电影中所写的敌后武工队和土改工作组。我们每天上下午到定点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晚上则到贫下中农家中去串连，在劳动和串连中打探情况，然后再回到住处加以分析研究。这样排摸了几个星期，终于确定了依靠对象，组织起贫下中农协会，我们也就搬到生产队中去住，——自然是住在依靠对象家中。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欧阳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总理陈毅元帅，还特地为此发表谈话，对此书倍加推荐，把它奉为革命文学的新方向。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实在看不出好在何处，新在何处，问问其他教师的意见，他们也说看不出好处来。在回校的车子上，有一位青年教师还发牢骚说，以后下乡办学，倒也轻松，只要带两套书就好了，一是《毛选》，一是《欧阳海之歌》。金敬迈因写了这本书，一时飞黄腾达，“文革”初期做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组长，但不久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入监狱，真是变幻莫测，命运弄人也。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大概因为有这种思想动态的缘故，所以下乡之后，对读书一事防范得很严。刚到奉贤参加第一期大“四清”时，先是分片集中住宿，因为农村习惯早睡，工作队员必须随俗，我觉得时光可惜，就在大家睡下之后，点起蜡烛来看书，那时不敢带业务书籍，看的当然是马列著作，但不料此举却撞在枪口上，被带队的总支书记作为典型事例，在大会上提了出来，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是有人下乡来搞“四清”，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业务，秉烛夜读，坚持走白专道路。他的目的是要抓个典型事例，教育群众，而典型创造则常常要进行艺术加工的，所以他不肯如实说出我读的是马列著作，以免削弱批评力量，也可避免别人反抓辫子，这是非常老到的做法。但因为这批评没有点名，我也不好站出来申辩。而不点名批评，也表示他是对事不对人，目的只是教育大家，下了乡，就不要再抱着书本不放了。这批评果然有效，从此大家有空时宁可打扑克、吹牛皮，再也不敢拿起书本来读了，这倒反而成为正常生活，——当然，分散住宿之后，偷着读书的人还是有的，但别人不易知晓，而只要不汇报上去，也就相安无事。
我每到朱家角游览时，总想要到山湾去看看这些房子，这里毕竟流过我们的汗水，消磨过我们的岁月，但因为都是集体行动，终于未能如愿。
不久，上海就组织教授学者们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这些学者倒是很有正义感，他们死守住学术规范，对姚文元在文章中乱用史料的做法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的影射史学更表示反感。谁知上面组织这场讨论，并非真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预设计谋，撒下诱饵，意在引诱这些学者上钩，希图钓出大鱼。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人不知就里，还真从学术的角度对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评，一下子就被钓钩卡住了。这些学者上钩之后，组织者兴高采烈，立即把他们的发言公诸报端，立此存照，以供批判。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自然会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时领导上认为，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应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说这样做是培养战士的方法。而且说，培养战士还是培养院士，应提高到两种教育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这就使人无话可说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学师生下乡劳动虽然已是家常便饭，但除干部下放劳动的时间较长之外，一般参加三夏、三秋劳动，都是两周左右，最长不超过三周，而且，下放干部限于教职员工，学生是不算在内的，现在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都要长期下乡，思想问题当然也就很多。最主要的是觉得下乡的时间长了，耽误了学业，许多人都有些顾虑。这一点，领导上很明确地回答道：“我们到农村搞‘四清’，是去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这是最重要的学习！书本知识则是次要的。”虽然大家思想上未必真通，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否则，就要犯政治性的错误。
家里都有蛇，田野里的蛇就更多了。平时走在路上，走在水渠边，经常有蛇出没其间。有时与农民一起撑船到镇上去，水边的树梢上都会有蛇倒挂下来，很是可怕。好在有农民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也有办法对付。但晚上单独出来开会或串门时，就有点危险了。我们许多人都买了季德胜蛇药带在身边，以防万一。
不久，郑子文来抓阶段总结报告了。为此，我查阅了本大队所有下属生产队的材料，而且还到各生产队去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写出一份报告。可是郑子文看后，却全盘加以否定，因为不合上面的精神。我说，我是经过调查研究，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写的；他说，写总结报告要按照上面的精神来写，不能自己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于是，他按照他所理解的上级精神，口授了一个提纲，叫我重写。但等到我按照他的提纲，重新写成总结报告之后，却又被他否定掉。不过郑子文总还算是讲道理的，不像搞小“四清”时那位总支委员那样蛮横，自己不通知我编写材料的要求有所改变，却指责我为什么不按照改变了的要求去编写材料。郑子文则说：“照我上次所提的要求看，你这个总结报告是写得可以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西光同志在西渡蹲点的总结出来了，我们得按照西光同志总结的几个问题来写。”我说：“杨西光同志蹲点的西渡公社在奉贤，情况与我们罗店并不一样，我们怎么可以拿来套用呢？”郑子文很不耐烦地说：“西光同志是我们全市“四清”工作队的负责人，不照他的精神办怎么行！”随手将一张上海社教运动简报丢给我，上面登有西渡公社的总结报告。我自然只有照办。依样画葫芦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但这样画出来的总结报告有什么用呢，从中能看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吗？原来各地的情况汇报和总结报告，都是这样套用领导蹲点地方的经验写的，也就是说，是迎合上意写出来的，上级领导怎么能看到全面的实际的情况呢？
但靠空手道来逼供，毕竟难以定案。交代问题的高潮过去之后，就处于胶着状态。正在为难之际，工作队突然召集我们学习新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说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们还搞不清楚这个提法的真实含义，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揭开谜底。但文件中认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说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逼供信，并说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却对“四清”运动起了纠偏的作用，政策显得宽松得多了。不久，大多数干部都洗手洗澡，下得楼来，重新领导生产。我们工作队员则一面整理结案材料，一面参加农村的日常劳动。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之前，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系相当不错，但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大概我这个秘书实在太不称职，领导上要求的东西写不好，却常常要自作主张，写些不合要求的东西，所以几个月之后，就免去我的秘书职务（正式名称似乎叫做材料员），把我下放到一个边远的生产队去。而我自己，则觉得与这种“官场学”实在有点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秘书工作，也乐得一走了之。
蛇，还有药可防，而血吸虫就防不胜防了。
同学们还利用大字报的形式，纷纷要求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把这种要求说得非常重要。校系领导试图劝说同学留在农村闹革命，当然不能为同学所接受，到得6月下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学校参加运动。可见学生们对于这种下乡办学的方式，其实也并不热情，而且心有抵触，只是迫于形势，不敢公然反对罢了。现在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题目，可以借此来进行反驳，别人这才无话可说，而他们自己也就撑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一种极其巧妙地借助于政治形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虽然当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谋略意识，但此种做法其实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情。明乎此，才不至于看事过于懵懂。
我们的大队离海边很近，我到金丝娘桥外调时，汽车是沿着海边开的，一路风景着实令人陶醉。但平时我们谁也不敢到海边去欣赏美景，生怕被批为小资情调，在当时，那正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东西。但临结束的前两天，我们实在经不住诱惑，几个师生还是相约到海边去玩了一次，开始是在海边散步，后来大家索性脱了鞋袜，赤脚走到海水里，放松地玩了半天，觉得颇为尽兴。看来这半年多的农村阶级斗争教育，并没有把我们原来的生活情调改掉，可见思想改造之难。好在马上就要开拔回校，领导上也来不及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回校之后，略事休事，许多人又奔赴新的地方进行第二期“四清”运动了。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从点名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我极为欣赏这段语录所表达的几层意思：一是写报告要由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二是报告中要写出本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和倾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言不及义；三是写报告必须内容扼要，文字简练，而且还规定了字数，以千字为限，这就可以杜绝许多套话、空话。我们把这段语录放在工作组长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有一场争论也好。但这个期待却落空了。虽然当时已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但领导人其实并不认真对待，只是把这种号召当作套话来讲，口头上是每会必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做的是表面文章。他们所看重的还是顶头上司的要求，所遵循的则是官场上习惯性的工作程序。我们的组长修养极好，看了这张语录，只是对我们笑笑，表示知道了，既不接受意见，也不反驳，还是照老样子布置我们做些他认为要做、而其实是无用的文字工作，使你简直无可奈何。
“四清”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贯彻抓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它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其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四项内容，故称“四清”运动。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们也全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中，猜测上层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悼念导师的文章，说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的心态之故。
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生活上随之遇到新的麻烦。奉贤地处辟野，农村多蛇，我们在冬天平整坟地时，就常常挖出一团一团纠结在一起的白花蛇，当时天冷，蛇类不大能活动，几铁搭下来，都被农民打死了，等到惊蛰之后，这些爬虫就出动了。有些同学在埋头整理材料时，蛇会游到他的身边来，有位女同学放下笔站起身来，一脚踩在蛇身上，吓得大叫。我自己有一次在农民的饭桌上整理材料，抬起头来想对窗远视，调节一下眼神，却看见一条花蛇从窗框上倒挂下来，正昂着头在对视我。我忙闪身躲开，想找把铁搭来打，它却很快游走，转眼间就游到宅边水浜里去了。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同时，还决定要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后来又规定，无论农村和城市，通称为“四清运动”。有些工厂、街道已经动起来了，文教系统则在北京大学进行试点，还从复旦抽调了一些干部去参加工作组。上面的意思，本来是准备在北大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全国各高校全面推开的，复旦唯恐落后，也唯恐将来处于被动，就预先在物理系和生物系搞了两个小试点，审查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排摸情况，以便工作组来时有所应对。后来之所以没有搞下去，是由于还来不及将“四清”运动全面推开，更加激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已经发动起来了。
为什么第一期大“四清”时，工作队不直接进村住到农民家里去，而要先分片集中住宿呢？
整理材料之类的文字工作，当然要偏劳大学师生。这工作并不像挖掘材料那么难弄，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某些政策界限上，却也很难把握。我们所在的大队，原先办有一家小工厂，颇有效益。做工当然属于体力劳动，这不成问题，但办工厂还得有采购和销售这两头，属于流通领域，难免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了。再加上负责采购和销售的人，是富农家庭出身，这就牵涉到阶级路线的问题了。大队干部的理由是：这个人出身成分虽然不好，搞营销却很有路道，能帮队里赚钱，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好的。但在当时是阶级路线高于一切，这理由当然不能成立。好在大队干部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只能算是阶级路线不清的错误，至于队办企业，也就早早收摊了。此外，将自留地上的产品上市销售，多养家畜家禽变卖等等，是否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都很讨论了一阵子。可见，社办企业、商品经济，在上海郊区早就出现了，只是在历次运动中被硬压下去罢了。
而这时，在办学方向和办学方式上，也正在进行新的试验。复旦一向是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面的，还在早两年，就在理科树立了一个工人专家蔡祖泉为模范；到得1966年初，文科又在青浦搞了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我与那位同学搞了几个星期下来，觉得这些材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并不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我们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于是就向组长建议，写材料也要精兵简政。但组长很不以为然，仍旧坚持他的烦琐哲学。那时正在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倒是学得很认真，而且联系实际，觉得他写的那些战争总结和作战方针，很是简洁明了，没有废话套话，非常实在。我们也学着他的方法写，把诸如“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二十三条》精神的指引下”之类的套话，以及从《人民日报》社论上抄下来的那些泛论，一概弃之不用，只写几条实在的东西，倒是颇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但组长看了，皱皱眉头，把它给否定掉了，他还是相信那种充满废话套话的程式化的总结报告。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就摘抄了《毛选》第四卷《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的一段语录，作为抗争的武器。这段语录说的是：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京郊搞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加了南京大学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那是后话。
但是，房子还未及封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气氛一下子就异常紧张起来。开始，孙保太还算沉得住气，一面鼓动学生贴教师的大字报，一面还高姿态地表示，欢迎对系总支和他本人提意见。但当6月20日学生贴出了《向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他就有点慌了手脚。开始还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局面，压住学生，后来很快就处于被动状态。
这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关。
不过这次我没有下生产队，而是留在大队部做秘书，与一位本系学生一起，负责整理材料、写汇报、写总结。金星大队是复旦党委副书记郑子文蹲点的地方，工作组长又是复旦校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就是秘书出身，所以对材料工作要求特别高，有用的、没用的材料搞了一大堆，说是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等到领导要时来不及准备。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记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文系总支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好些教师下去，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生，戆头戆脑，你也有点戆，不过比他戆得好一点，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这倒是衡量知识水平的新标准，十分有趣。但农民也在打听我们的情况，后来知道工作队中有很多人是大学生，觉得很新奇。有一次，有一位本系学生来找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叫我“吴老师”，使得我的房东大吃一惊，说：“原来你是大学老师，勿象勿象。”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还要戆些才是。
工作队进村之初，着重在清经济，首当其冲的是生产队长和会计。但我们这个队在查账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只是在队长的误工补贴上有些疑点，还有一笔账目不大清楚，工作组长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个叫金丝娘桥的小镇上去调查，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很犯愁，账目上查不出问题，“四清”怎么进展？工作组长叫我找生产队长谈话，动员他自己坦白。我用谈心的方式，先说明大道理，后晓之以政策，但生产队长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经济问题，谈不出什么结果。谈话结束之后，组长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说：“你这样文质彬彬，哪里能敲得出东西来！”过了两天，他亲自出马找生产队长训话，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来就声色俱厉地将生产队长训了一顿，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指出，队长是犯有四不清错误的，而且仿佛已经掌握了确实的材料，就看对方是否肯主动坦白交代了。这样一来二去，果然把他吓得面孔变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问题。但进一步去查核这些问题，却又落实不下来。我本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组长做预审员做得久了，习惯于对罪犯以审问的方式对话，所以会得这样凶，后来私下里问其他队的同学，说对待干部都是这样严厉的。那么，问题也许不在于职业习惯，而在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因为在学习文件阶段，已先入为主，认为农村干部大部分已经烂掉了，所以一上来就进行有罪推定，认为他们肯定有四不清的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逼供。我也学着演空手道，虚虚实实，故布疑阵。只是学得不像，收效甚微。谈话下来，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仿佛在演戏。但有此一番经历，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当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时，我立刻看出，他们玩的也是空手道，不足惧也。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我们下乡之前，先学习了两个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前一个文件叫《前十条》，后一个文件叫《后十条》，合称《双十条》，同时还听了王光美《桃园经验》讲话记录稿的宣读。给人总的印象，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村干部有很大一批烂掉了，而且说是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共产党手中。这样一来，进村之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而敌我友的界线，历来被看作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按照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大队的做法，则需要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我们分片集中住宿，就是为了避免住错人家，造成被动也。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传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奉贤当时还是血吸虫害地区，而农民的生活习惯却又很不讲卫生。那里地处海边，地下水位很高，打井应是容易之事，但农村里水井却很少，即使有几口井，也不大去用，而一律用水浜里的水。他们每家都搭有一个水埠，洗菜、淘米、洗衣、刷马桶，都在这个埠头里，烧饭、洗碗的水也在这里打，一不留心，就会把水底的脏东西翻上来，其污染情况可想而知。而为了节省柴禾，他们经常食用的咸菜，并不烧熟，只在水浜里洗一下，切出来就生吃，更是令人疑心。但根据下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我们只能跟着吃，不能提出改进的意见，更不能另起炉灶，所以一直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开春之后，市里要在这里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除了调动人力消灭钉螺之外，还动员各村各户打扫卫生，规定在每个自然村都要有水井，要求食用井水，与浜里的洗用水分开。既然是领导要求，我们就可积极贯彻了。但农民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要改也难，总是嫌打井水麻烦。我们在时，还可督促一下，听说我们走后，很快就恢复原状了。
我所去的这个生产队叫做艾家宅，但居民大多不姓艾，大概是经过历史变迁的结果。罗店地区是当初日本兵登陆后进攻之地，烧杀甚多，所以人口变动很大。我先是吃住在贫协主席老朱家，他家吃得倒不坏，只是住房紧张，我的床铺搭在厨房兼客厅里，显得十分拥挤，对我、对主人家都很不方便。不久，老朱对我说：“我看侬夜里喜欢看书，给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好不好？”我当然很高兴。他说：“倪宅上有个老太婆住到外村儿子家去了，要好几个月才回来，侬可以住到伊的屋里，也好帮伊照看房子。”这老太太住的倒很宽敞，两间房子分前后两进，前间是一个大客厅，但厅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是她本人的寿材，后间是卧室，中央夹着一个小天井，卧室却没有门，冬天很冷，怪不得别人不肯去住，留给我住。我明知这是一口空棺材，心想，如果当初打造时改变一下形状，不就是一只大木箱吗？但每晚开会或家访之后回来，经过这口棺材旁边时，总有点吓丝丝的。那时，刚读过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中有一篇小说里描写一口棺材会绕着墙壁飞，我也觉得这口空棺材仿佛要在我面前飞起来了，很是怕人。不过进到卧室之后，立刻又感到独居的好处，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阅读，读到半夜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些点心，不怕被人看见，亦是一乐。第二期大“四清”比第一期的时间拖得还长，真是旷日持久，其实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正可以躲在这里读书。但读了几个月之后，又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是领导上发现了我在艾家宅大读其书，还是真的工作上的需要，我也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老蔡有过一定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很走红，待人接物倒还平和，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期搞得很被动。“文革”初期，他被党委推出来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以他的工人身份来给党委做挡箭牌；党委靠边之后，又被造反派抬出来挂上一个什么头衔，随着运动的变化而翻来覆去。好在老蔡的人缘较好，别人也不愿为难他，又是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军宣队和工宣队也不好找他麻烦。而且，他毕竟有技在身，改革开放之后，还能成立一家蔡氏电光源照明公司，仍旧搞得相当红火。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旅游胜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寞的小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的房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者，即造房不用烧砖，全用干土打垒而成。这种方式在北方还可以行得通，因为那边雨水稀少，而且土质坚硬，打得结实一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土质松软，要靠干打垒来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久。这一点，中文系领导和基建处的工程师自然心里明白，但学不学大庆，是个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这就令人十分为难了。好在孙保太极其聪明，他脑子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砖头和干打垒相间而成，向上汇报时可以说是学习了大庆经验，用的是干打垒方法，实际上则在紧要处嵌了砖头，又不至于很快倒塌。也真难为他想出这条妙计。记得当年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没有现实必要性的地方，硬要到处开荒，到处垒梯田，其智商与保太同志就差得远甚了。
第二期大“四清”，我被派到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因为有了第一期“四清”的经验，而且《二十三条》下达后，在政策上也有所调整，所以就不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了，与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不处于对立地位，我与一位学生还被安排到一个会计家吃饭。
其实，即使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姚文元文中将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之举，与现实中的什么“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也觉得非常牵强。但这类意见，也只有在信得过的朋友间私下里谈谈，而在公开场合，则再也没有人敢讲的了，算是做到了舆论一律。何况，对我们这些人的监视也更严了，所以需要十分小心。那时的心态，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迫害狂患者，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发表时，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时，杨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以一个文教书记之尊，去做报社夜班编辑之事，可见这篇文章来头着实不小。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山湾办学
不称职的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