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终藉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
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参人谋。
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
《石犀行》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诗。此诗吟咏古迹，号召以人力治水患，又将水患与乱政联系起来，呼唤良相出现。全诗忧愤深广，语意沉郁，构思精到，意境浑成，语言凝练，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当时人民治水实践中的情形，不管思想还是艺术都有较高的成就。
⑴石犀：石刻的犀牛，古人以为置于岸边可镇压水怪。《全蜀总志》：“李冰五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今一在府治西南圣寿寺佛殿前，寺有龙渊，以此镇之。一在府城中卫金花桥，即古市桥也。”
⑵秦时蜀太守：指李冰。《华阳国志》：“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中市桥门，一在渊中。”
⑶厌（yā）胜：古代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胜，压服人或物。
⑷矜（jīn）夸：骄傲自夸。
⑸张仪楼：位于四川成都，为张仪所筑，故名；因楼高百尺，故又称“百尺楼”。张仪筑成都城时首先修建用以定筑城南北方位的定位标志建筑，城修好后成为成都城西门城楼。《华阳国志》：张仪筑成都城，屡颓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遂得坚立。城西南楼，百有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成都志》：李冰为蜀郡守，化为牛形，入水戮蛟，故冬春设斗牛之戏。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圮虽甚，秋潦亦不移。
⑹灌口损户口：指唐代宗上元二年（761）秋洪水泛滥，灌口（灌县西北）一带民遭灭顶之事。李膺《益州记》：“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谓天彭关。”《旧唐书》：“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方止。”
⑺缺讹（é）：指减少和变动。朱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成都记》，皆云李冰作犀牛五头，后来止二犀可见，其三头已不存，所谓‘缺讹只与长川逝’。”缺，损其数。讹，易其处也。
⑻凋瘵（zhài）：衰败，困乏。
五头石犀镇水能起何作用，失踪的石犀只能顺水而消逝。
防洪靠众人出力修筑堤防，正值秋天快用木石泥土筑堤。
只有自然界阴阳二气调和，才可以免除洪水带来的祸患。
当地人总夸耀石犀能治水，洪水泛滥也淹不了张仪楼上。
蜀郡太守李冰兴修水利时，曾经刻五头石犀牛以镇江水。
当年灌口发洪水淹没人家，此事恐镇水之神也感到羞耻。
假若谁能掌握天地的纲纪，洪水不会成灾石犀急速奔亡。
大禹治水是顺势疏导河流，哪能靠诡话邪怪来治水患呢。
虽然有一物镇服一物说法，但是江水还是顺势向东而流。
此诗为咏物寓言，号召以人力治水患，作者又将水患与乱政联系起来，呼唤良相出现。
秦朝秦昭王末年，李冰担任蜀太守。蜀地自古以迷信方法治水，李冰刻五头石犀牛来镇压江水。这种“压胜法”古来就有，但杜甫对这一迷信说法是不相信的，它从来不能阻止“江水”东流。杜甫借上元二年秋天灌县发生的水灾幽默地嘲笑道：“今年濯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他认为要战胜水灾必须“终藉提防出众力”，而“诡怪何得参人谋？”洪水泛滥，“神”不能起作用，只有靠人们的力量抗御灾害，这才是妙法“正道”。
全诗表现了杜甫关心人民疾苦的人本思想，同时也折射了诗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表现手法上构思精到，意境浑成，语言凝练，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当时人民治水实践中的情形，堪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但是杜甫毕竟是一名文人，他所描述的情况，仅仅反映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治水实践中的一个现象，从大禹到李冰父子，再到如今治理黄河的伟大实践，哪朝哪代劳动人民信奉“压胜法”的同时，丝毫也不敢松懈对人力治水人定胜天的崇尚。殊不知恰恰当时的蜀太守李冰不仅知天文地理，而且是一位战国时期的水利家，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世界闻名，对蜀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百年危害人民的氓江水惑被彻底根治，从此，蜀地“平则引水浸润，而则蔡水门，故水早从人，不知饥，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李冰为蜀地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千多年来，四川人民把李冰尊为川主。当年杜甫不会不知李冰父子的丰功伟业。诗人只是撷此一角，展开佳作，转换一种方式为李冰父子歌功颂德罢了。
“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杜甫这种不信“诡怪”，只信“人谋”和“众力”的思想是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人的。杜甫在一千多年前的落后的封建社会里，在“举世皆昏”的时代而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是不无原因的，首先他是一个十足的儒者，继承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优良传统；其次他一辈子穷愁潦倒，颠沛流离，生活在社会底层，与村氓庶民为伍作友，有时还亲自耕作、觅食，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故而成就了他超时代的、高于同时期同仁的认识水平。
此诗忧愤深广，语意沉郁，不袭汉魏之迹，而能得其神髓，不管思想还是艺术，都有较高的成就。
明末清初金圣叹《杜诗解》：“当清秋”三字妙。言今日月照于上，人睹于旁，明明可见，不关犀牛之事。何得相传尔许神怪，诬民视听？真可痛恨也（“终借堤防”四句下）！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就正道中，又有本末。……总收“天”“人”二字（末二句下）。
清代翁方纲《王文简古诗平仄论》：方纲按：此篇凡三换韵，前六韵十二句，中二韵四句，末二韵二句，似乎多寡参差矣；然合拍吟之，只是以四句收束十二句，以二句收束四句。此理易明，绝非参差也。
清高宗敕编《唐宋诗醇》：斥不经之谈，归之正道，笔力杰奡，不落言筌，视《石笋行》尤为擅胜。
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石笋》以无实擅名立论，《石犀》以厌胜不正立论。……“石笋”、“石犀”，亦复何罪？特文章家假象立言耳。
清代杨伦《杜诗镜铨》：此诗特咏古迹。旧注谓托讽时事，殊可不必。结处亦伤庙堂无燮理阴阳之人也。一笑（“自古虽有”二句下）。探原之论，更进一层（“但见元气”二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