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 的 “名句” 列表
阿加莎·克里斯蒂
(英国)简介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196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被埃克塞特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被册封为女爵士。阿加莎·克里斯蒂开创了侦探小说的“乡间别墅派”,即凶杀案发生在一个特定封闭的环境中,而凶手也是几个特定关系人之一。欧美甚至日本很多侦探作品也是使用了这一模式。她始终以动机和分析人性,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特异怪诞的丰富心理世界,由此揭露人心之丰富,展现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深层揭示曲折摇曳的人性迷宫。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
赫尔克里。波洛在他面前将信整齐地放成一摞。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封,琢磨了一会儿上面的地址,然后用放在早餐桌上的专用裁纸刀将信封背面纵向裁开,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在里面还有一个信封,用紫色的蜡仔细地封好,上面有“亲启保密”的字样。赫尔充里。波洛那鸡蛋形的脸上的眉毛向上扬了扬。他喃喃道;“耐心点,这就来了!”又一次用上了那把裁纸刀。这一次信封里出来了一封信-字迹颤巍巍的,又长又尖。
玛柏儿小姐习惯在下午,看第二份报。每天早上,有两份报送到她家里。如果头一份能准时送到的话,她会在吃早点时读它。送报童很不一定,不是换了个新人,就是临时找人代送。报童对送报的路径,各有各的做法。这也许是送报太单调了的缘故。但定报的人,总是习惯看一早送到的报纸,以便在搭车去上班前,可以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报纸如果送晚了,他们不免就烦恼,但宁静地安居在圣玛丽梅德的中年和老年的太太们,常喜欢在餐桌上,看报纸上的新闻。
我曾经遇见过以渡过海峡为乐的人,他们心平气和地坐在甲板的凳子上,船到港口时,他们静静地等船泊好,然后,不慌不忙地收好东西上岸。我这个人就做不到这样。从上船那一刹那开始,我就觉得时间太短,没有办法定下心来做事。我把我的手提箱移来移去。如果我下去饮食部用餐,我总是囫囵吞枣,生怕我在下面时,轮船忽地就到达了。我这种心理也许是战争时假期短暂的后遗症。在那时,人们会觉得在靠近甲板处守住一个地点是非常重要的,能第一个冲上岸就可以减少浪费三天或五天假期中的几秒宝贵光阴。
克罗斯毕上尉从银行里走出来,好象刚刚兑换完支票,发现自己存折上的钱比估计的还要多一些,因此满面春风,喜气溢于形色。克罗斯毕上尉看上去很自鸣得意,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五短身材,粗壮结实,脸色红润,蓄着很短的带军人风度的小胡子,走起路来有点摇晃,衣着稍许有点惹人注目。他爱听有趣的故事,人们都很喜欢他。他愉快乐观,普普通通,待人和善,尚未结婚,没有什么超凡拔群之处。在东方,象克罗斯毕这样的人很多。
罗吉-安墨林船长于一七八二年在皮梳湾外的小岛上建造一栋大房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是他怪异行径的极致。像他这样出身名门的人,应该有一幢华厦,座落在一大片草地上,附近也许有一条小溪流过,还有很好的牧场。可是安墨林船长毕生只爱一样:就是大海。所以他把他的大房子——而且由于必要,是一栋非常坚固的大房子——建在这个有风吹袭,海鸥翱翔的小岛上。每次一涨潮,这里就会和陆地隔开。他没有娶妻,大海就是他唯一的配偶。他死了之后,这栋房子和这座小岛到了他一个远房堂弟手里。这位仁兄和他的后代很少想到这个地方,他们自己的地越卖越少,他们的后人也越来越穷。
9月的太阳烤得布尔歇机场发烫。乘客们穿过地下通道,登上飞往克罗伊登的“普罗米修斯”号航班,飞机再过几分钟就要起飞了。简-格雷落在了后面,她匆忙在16号座位上坐定。一些乘客已经通过中门旁的洗手间和餐厅,来到前舱。过道对面,一位女士的尖嗓音压过了其他乘客的谈话声。简微微撅了撅嘴,她太熟悉这声音了。“天啊,真了不起。……你说什么?……哦,对……不,是派尼特。……对,还是那些人……我们就坐在一起……,可以吗?谁?……哦,明白了。”
老蓝斯坎伯拖着蹒跚的脚步,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逐一拉起房里的百叶窗。他那粘湿的双眼,不时地望向窗外,挤出了满脸的皱纹。他们就快要从火葬场回来了。他老迈的脚步加快了些。窗子这么多。“思德比府邸”是一幢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哥德式大建筑。每个房间的窗帘都是豪华锦缎或天鹅绒,有些墙面上仍旧系挂着丝绸,尽管这些都已年久褪色。老主仆来到了绿色调的客厅,抬头看了壁炉架上那帧老葛尼路斯-亚伯尼瑟的肖像一眼,“思德比府邸”就是为他而建的。葛尼路斯-亚伯尼瑟褐色的胡须气势汹汹的向前弯翘,一只手搁在一个地球仪上,不知是出于他自己的要求,或是画家的象征手法。
曾经轰动一时,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兴趣的“斯泰尔斯庄园案”,现在已经有点冷落下来了。然而,由于随之产生的种种流言蜚语广为流传,我的朋友波洛和那一家的人。都要求我把整个故事写出来。我们相信,这将有效地驳倒那些迄今为止仍在流传的耸人听闻的谣言。因此,我决定把我和这一事件有关的一些情况简略地记下来。我是作为伤病员从前线给遣送回家的;在一所令人相当沮丧的疗养院里挨过了几个月之后,总算给了我一个月的病假。我既无近亲也没有密友,当我正在考虑怎么来度过这一假期的时候,偶然遇见了约翰-卡文迪什,这些年来我很少见到他。说实在的,我并不十分了解他。首先,他比我足足大十五岁,虽然他根本着不出有四十五岁。虽说在做孩子的时候,我常在斯泰尔斯庄园逗留,那是他母亲在埃塞克期①的乡间邸宅——
我正站在波洛房间的窗户旁悠闲地望着下面的大街。“奇怪呀!”我突然脱口而出。“怎么啦,我的朋友?”波洛端坐在他舒适的摇椅里,语调平静地问。“波洛,请推求如下事实!——位年轻女人衣着华贵——头戴时髦的帽子,身穿富丽的裘皮大衣。她正慢慢地走过来。边走边看两旁的房子。二个男子和一个中年女人正盯捎尾随着她,而她一无所知。突然又来了一个男孩在她身后指指点点,打着手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女子是个坏蛋?还是盯梢的人是准备逮捕她的侦探?或者,他们都是坏蛋。正准备设圈套让无辜的受害者中计?大侦探对此有何高见?”
大战末期,我在埃及认识了苏菲亚-里奥奈兹。她在当地领事馆某部门担任一个相当高的管理职位。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正式场会里,不久我便了解到她那令她登上那个职位的办事效率,尽管她还很年轻(当时她才二十二岁)。除了外貌让人看来极为顺眼之外,她还拥有清晰的头脑和令我觉得非常愉快的一本正经的幽默感。她是一个令人觉得特别容易交谈的对象,我们在一起吃过几次饭,偶尔跳跳舞,过得非常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