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以感情和兴趣结合的同盟持续了二十年，没有冲突，没有误会。只有死神才能削减这个“七星”社的成员，带走了路易·朗倍，梅罗和米希尔·克雷斯蒂安。一八三二年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殒命的时候，荷拉斯·皮安训，大尼埃·大丹士，雷翁·奚罗，约瑟·勃里杜，费尔扬斯·里达，冒着危险到圣·曼里去收尸，不怕政治上的暴力，尽他们最后一些义务。他们在夜里把心爱的朋友送往拉希士公墓。皮安训为这件事不避艰险，克服所有的困难，告诉部长们他和过世的联盟论者友谊深厚，要求他们帮助。替五位名人出过力的几个朋友，看着他们的行事大为感动，始终忘记不了。你在那幽雅的坟场中散步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块永久墓地，铺着草皮，立着一个黑木的十字架，刻着一行红字：米希尔·克雷斯蒂安。这种格式的墓碑只此一个。五位朋友觉得这个朴素的人应当用朴素的形式纪念。
可见那寒冷的阁楼上就有最理想的友谊。弟兄们在不同的学科中有同样卓越的成就，诚诚恳恳的互相指点，无所不谈，便是不正当的念头也直言不讳。没有一个不是学识渊博，没有一个不经过贫穷的考验。吕西安被这些优秀人物接受而且平等相待之后，在他们中间代表诗歌，代表美。他念他的十四行诗，很受欣赏。人家有时要他朗诵一首诗，正如他要求米希尔·克雷斯蒂安唱一支歌。在荒凉的巴黎，吕西安终于在四府街上遇到了一片水草。
在举目无亲的巴黎，内地大人物遇到一个和他感情同样热烈的人，太高兴了，就跟缺少温暖的青年一样，盯着大丹士寸步不离：他接大丹士一同上图书馆，晴天陪他在卢森堡散步，每天晚上和他在弗利谷多饭店同桌吃饭，吃过饭送他回那个寒伧的房间，总而言之，吕西安仿佛一个小兵在俄罗斯冰天雪地的平原上紧挨着身边的弟兄。他结识大尼埃的初期，注意到大尼埃的一般亲密的朋友碰在一起，见了他都有点拘束，不免心中怏怏。大丹士和吕西安提到那般杰出的人，口气之间隐隐然有一股热情；他们的谈话却有所保留，同他们明明很强烈的友谊不大相称。吕西安觉得这些陌生人（因为他们彼此都用名字相称）很奇怪，受到他们排斥又感到苦闷，只得悄悄的走开。他们和大丹士一样脑门上有个标识，可以看出各有各的天才。直到经过大尼埃私下劝说，众人的异议平息之后，吕西安才被认为有资格加入这个优秀人物的集团。从那时起，吕西安才认识他们。浓厚的感情和严肃的精神生活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几乎每天晚上在大丹士家聚会。他们有种预感，认为大丹士是个伟大的作家，奉他为领袖。在他以前的第一个领袖是当代最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家，神秘气息极浓的天才，那时回了本乡，原因不必在此多叙；吕西安听见他们常常提到他，名字叫路易。后来他们之中有几个半途夭折，另外一些和大丹士一样声誉卓著。单看成功的几个，就不难了解为什么那些人会引起诗人的兴趣和注意。
这九个人组成一个小团体，相互的尊重和友情使他们各走极端的思想和主义从来不起冲突。大尼埃·大丹士是比卡提的乡绅人家出身，对君主政体的信念同米希尔·克雷斯蒂安对欧罗巴联邦的信念一样坚定。费尔扬斯·里达嘲笑雷翁·奚罗的哲学思想，奚罗向大丹士预言基督教和家庭组织必然要消灭。米希尔·克雷斯蒂安笃信基督教，认为基督是平等的奠基人；他在皮安训的解剖刀前面坚持灵魂不死，而皮安训是最会分析的学者。大家辩论而不争吵；除了几个自己人没有别的听众，所以不计较面子。他们彼此说出工作的成绩，以青年人的可爱的坦白征求意见。遇到重大事故，思想对立的人会放弃自己的主张，拥护朋友的见解；凡是涉及本人思想以外的问题或作品，他们都大公无私，所以更乐于帮助朋友。几乎每个人都秉性温和，能够容忍，这两个优点说明他们高人一等。我们的破灭的希望，流产的才能，失败的事业，受了挫折的雄心，往往积聚起来变为嫉妒；他们却不知嫉妒为何物。并且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因此凡是像吕西安那样被他们接受的人，都觉得和他们相处很舒泰。真有才能的人总是善良的，坦白的，爽直的，决不矜持；他们的讥讽只是一种精神游戏，并不针对别人的自尊心。最初你因为佩服他们而不免心情激动，过了这个阶段就觉得处在这批优秀的青年中间不知有多少乐趣。他们尽管彼此很亲热，仍旧感到各有各的价值，非常尊重朋友；每个人都觉得可以与，可以受，坦然不以为意。谈话极有风趣，毫不勉强，题材无所不包。用的字像箭一般轻灵，不仅脱口而出，而且一针见血。物质方面的极端穷苦和精神方面的巨大财富成为奇怪的对比。他们想到现实生活，只作为朋友之间戏谑的资料。有一天，天气早寒，大丹士家来了五个朋友，不约而同在大衣底下夹着木柴，仿佛举行野餐的时候，每个客人带一样菜，结果全带了肉饼。他们都有一种内心的美反映在他们的外表上面，跟用功和熬夜一样使年轻的脸上发出黄澄澄的奇妙的光彩；某些骚动线条被纯洁的生活和思想的火焰净化了，变得端正了。脑门像诗人的一样宽广。眼睛又亮又精神，证明他们生活毫无污点。逢到特别艰苦的时候，大家还是快快活活的忍受，兴致不减，脸上照旧清明恬静。年轻人要有这种气色，必须没有犯有重大的过失，不曾为了打熬不住穷苦，只想不择手段的成功，像一般文人那样对叛变的行为肯宽恕或纵容，因而自暴自弃，干出下流的勾当。他们的友谊所以牢不可破，格外动人，是由于彼此深信不疑，这一点是爱情所没有的。那些青年完全信得过自己：一个人的仇敌便是众人的公敌，为了休戚相关的义气，不惜损害自己最迫切的利益。没有一个人胆怯畏缩，谁在受到指控，个个人敢出来替朋友否认，信心十足的为朋友辩护。心胸同样高尚，感情同样强烈，他们在学术和知识的园地中能够自由思索，互相倾诉，所以他们的关系才那么纯洁，谈话那么畅快。因为相信对方必定了解，各人的脑子才能够称心惬意的活动；他们相互之间绝对不用客套，他们会说出自己的痛苦和快乐，思想也罢，烦恼也罢，都可以尽情流露。一般心胸伟大的人重视两个朋友的寓言，就是为了那种无微不至的体贴，而这种体贴在他们中间是常事。怪不得他们对新加入的人挑选极严。他们深深体会到自己的伟大和幸福，不愿意让陌生人闯进来扰乱。
至今在世的人中有荷拉斯·皮安训，那时在市立医院当住院医生，后来是巴黎医学院的名教授，早已大众皆知，不必再描写他的为人，说明他的性格和思想的性质了。其次是雷翁·奚罗，是个深刻的哲学家，大胆的理论家；所有的学说他都要探讨，检定，发挥，阐明，最后奉献给他崇拜的偶像，——人类。他始终伟大，便是犯的错误也因为动机纯正而显得高尚。这位态度认真，孜孜不倦的学者，如今是某个伦理和政治学派的领袖，学派的价值只有让时间来判断。他的信念使他和小团体的同伴分道扬镳，在另一方面活动，但仍然是他们忠实的朋友。在团体中代表艺术的是青年画派中最优秀的一个画家，叫做约瑟·勃里杜，他兼有罗马派的素描和威尼斯派的色彩，要不是过于敏感，无形中吃了亏，可能成为意大利画派的继承人，——当然，他还没有停止发展。爱情是他的致命伤，不仅影响他的心情，也影响他的头脑，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走着意想不到的弯路。如果约瑟为着短时期的情妇太快乐了或者太苦恼了，送去展览的作品就失败，不是颜色厚重，掩没素描，只能算稿本，便是在假想的痛苦中完成的图画，只注重素描而看不见他擅长的色彩。一般的观众，包括他的朋友在内，对他经常失望。霍夫曼准会喜欢他的任性，他的离奇的幻想，艺术上大胆的创新。他的完美的作品的确令人钦佩，他受到钦佩也很高兴；可是一朝作品失败，他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的特色，在群众眼里并不存在，因而得不到赞美的时候，他就不胜骇怪。脾气怪到极点，朋友们有一天眼看他毁掉一件完成的作品，认为画得过头了，他说：“功夫太到家，太像小学生的作业了。”他性格与众不同，有时竟崇高之极；凡是神经质的人的长处短处，他无不具备；而十足地道的神经质往往近于病态。他的头脑和斯忒恩相似，而不像斯忒恩对文学下过功夫。他的谈吐，他的思想的闪光，隽永无比。口齿伶俐，待人体贴，可是变化无常，在感情方面和绘画制作方面同样任性。俗人可能指摘他的一些缺点，正是使他在小团体中受到喜爱的原因。还有一个叫做费尔扬斯·里达，在当代作家中最富于诙谐滑稽的想象。他不在乎名气，只拿极通俗的作品交给戏院，最精彩的戏剧都藏在脑子里留给自己和朋友取乐。他但求温饱，有了生活费就不愿再写作。生性懒惰，提起笔来却洋洋洒洒，像洛西尼；对任何事情都从正反两面考虑，这一点像所有伟大的喜剧诗人，例如莫里哀和拉伯雷；他是怀疑派，觉得样样可笑，事实上他就是嘲笑一切。费尔扬斯·里达精通人生哲学，世故极深，有观察的天赋，瞧不起他认为虚空的荣誉；他的心可并没因之冷下来。他对自己的利益满不在乎，对人却非常热心，要有什么活动，总是为了朋友，他外表像拉伯雷，也不讨厌好酒好菜，可决不追求。他心情又忧郁又快活。朋友们叫他联队里的看家狗，这个绰号形容他的为人再恰当没有。其余三个，至少和以上侧面介绍的四个朋友同样卓越，不幸陆续夭折。第一是梅罗。居维哀和姚弗洛阿·圣·伊兰尔那场有名的论战，便是他在去世之前引起的。居维哀提倡一种狭义的着重分析的科学，至今在世而在德国受到尊重的姚弗洛阿·圣·伊兰尔却是泛神主义者；事实上两人都是了不起的天才。他们所争论的大问题，在居维哀过世前几个月使科学界分成两派。梅罗是路易的朋友，而路易不久就被死神从知识界中带走。这两个短命的人虽然学识和天才浩瀚无涯，今日都无人知道。此外还得加上一个雄才大略的共和党人，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抱着欧罗巴联邦的梦想，为一八三○年代的圣·西门运动出过不少力。政治才具不亚于圣·于斯德和丹东，为人像少女一般和顺，朴实；富于热情和幻想；优美的声音可能使莫扎尔德，韦白，洛西尼倾倒；唱起贝朗瑞的某些歌曲来能唤起人的诗意，爱情或者希望。米希尔·克雷斯蒂安穷得像吕西安，像大尼埃，像他所有的朋友，对于谋生之道看得和代俄哲尼斯一样旷达。他替大部头的著作编目，代出版商写说明书，绝口不提自己的主张，正如坟墓决不泄漏死后的秘密。这个快活而落拓的知识分子，或许还是一个会改变世界面目的大政治家，后来像小兵一般死在圣·曼里修院。不知哪个商人的子弹打中了法兰西最高尚的一个人物。并且米希尔·克雷斯蒂安的性命不是为他自己的主张牺牲的。他的欧罗巴联邦其实比共和党的宣传对欧洲的贵族威胁更大。一般疯狂的青年自命为国民议会的继承人，提倡那种观念模糊的要不得的自由；克雷斯蒂安的理想可不像他们的荒唐，要合理得多。认识他的人莫不惋惜这个高贵的平民，时常想起这个无名的大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