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前发现的简帛文字，最早的已属战国时代，如在湖北随县、河南信阳等地墓葬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国竹简，内容多为“遣策”(亲友馈赠墓主的殉葬物品及其他用于葬仪的物品的清单)、杂记(有关墓主生前的疾患、祷祝、占卜等事)，也有一些司法文书。这些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状况，很有帮助。如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的一枚“疋狱”(记录狱讼的过程)简，写着：“八月乙酉之日，远乙讼司衣之州人苛(卸字去卩加金)，胃(谓)取(娶)其妾(女幺幺)。”(图16)意思是说：八月乙酉日，远乙(人名)由于司衣之州人名叫苛(卸字去卩加金)的，非法娶走了他的叫(女幺幺)的妾，因而提起诉讼。
图16 楚“疋狱”简顾名思义就是铸刻在古代货币上的文字，现存的实物，也是大多数属于战国时期。从形制来看，可以分为布币、刀币、圜〔yuan圆〕钱等类(图19)，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形制不同，铸刻的文字形体和笔划特点也有区别。
金文是铸刻于青铜器上的古文字，始见于商代中期，盛行于西周和春秋。所以我们所说的金文，主要指西周和春秋青铜器上的古代汉字。但是青铜器的制造、使用，下延年代很长，不但战国时期，就是汉代以后也仍然不断，有许多也仍然铸刻文字，只是就不属于文字学上所指的上述特定时代的金文了。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和文化的发达，文字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使用的材料也逐渐丰富，举凡陶器、玉石、竹木、缯〔zeng增〕帛、玺〔xi洗〕印、货币等等，上面都可以铸刻或书写文字。不同地点、不同材料上发现的古代汉字，往往具有不同的形体特点和风格，彼此还有所交叉，因此存在种种复杂的情况。下面分若干类加以简单介绍：
这些简帛上的文字，都属于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字，结构或简或繁，一字多形，起笔粗重，收笔尖细，总的来说应是当时楚国的应用型字体。
1.官名玺：司马之鈢 2.私名玺：枯成臣 3.吉语玺：正行 4.肖形玺：(伏虎形) 5.标识玺：日庚都萃车马
图15 玉戈文与侯马盟书战国时不同的国家，官名常有不同，字体风格也纷繁有别。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可用来鉴定新出土或行世的战国玺印的国属。
图14 战国陶文拓片存世缯帛文最早的一件，是1942年在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的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原件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书写的文字，由三段行款不同的文字组成，配以各种神怪图形，内容讲述日月四时形成的神话、天象失常的灾祸、一年内各个月份的宜忌等，是一篇至可宝贵的古代天文历数著作，也为研究古代原始宗教迷信思想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图17)。
简帛文是写在竹木简和缯帛上的文字的统称。它们的使用年代，应是十分古老。在谈“汉字的起源”的时候，我们曾引用《尚书·多士》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就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以前的书籍。从甲骨文的字形看，“册”字作
前面我们提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经发现有刻写或绘写的某些图形符号，有的文字学家认为已经具有文字性质，可以说是原始陶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战国时期的陶文，其中齐国的最多，燕、秦、滕、邾〔zhu朱，即邹〕等国次之，韩、赵、魏、楚等国也有零星出土。这些战国陶文，有刻写的，也有范印的。所谓范印，就是如同钤盖印章，有的正方，有的长方，有的圆形，内容大都只是标明制作年份、地点，监造者、陶工籍贯姓名、置用地点等，字体大多工整，但不同地区的形体风格有所不同，图14是两枚陶文拓片，上面一方是齐国陶文，释文为： “扈者(都)(上陳下土)〔chen陈〕(得字去彳)(得)再左里(白攴)〔po破〕亳豆。”扈都，地名；(上陳下土)得再，监造者姓名；左里，陶工籍贯；(白攴)，陶工名；毫，器物置用地名；豆，一种装食物的器皿。下面一方是秦国陶文，释文为：“咸亭右里道器。”咸，地名，即咸阳；亭，行政区划名；右里，地名，陶工道的籍贯；道，陶工名；器，指器物。
1.官名玺：司马之鈢 2.私名玺：枯成臣 3.吉语玺：正行 4.肖形玺：(伏虎形) 5.标识玺：日庚都萃车马 图18 战国玺印文现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玺印，多数属于战国时期，是当时政治活动和个人交往中，用来昭明信用的凭证。玺印的材料，多为铜质，也有用银、玉、石、骨等制作的。它的面积不大，字数也就有限，一般不超过四个字。刻制的格式，不外乎“阴文”(也叫“白文”，即笔划呈凹形，印出来是白的)、“阳文”(也叫“朱文”，即笔划呈凸形，涂上朱砂印泥印出来是红的)两种。根据用途的不同，玺印大致可以分为官名玺、私名玺、吉语玺、肖形玺、标识玺等五大类(图18)。
根据以上介绍，我们知道，甲骨文是契刻(也有笔写) 于龟甲、兽骨上的古文字 (古代汉字)，主要见于商代后期和西周前期。
根据中国的古书《国语》和《左传》记载，大约从春秋时期起，各诸侯国公卿大夫之间的往返书信，有一种要用印泥加封，防止其他人偷看，叫做“玺书”，说明当时已经通行使用玺印，就是今天说的印章。
图17 楚帛书(局部)从本质上说，玉只是一种特别的石头，所以玉石可归为一类。1977年在甘肃庆阳野林出土了一柄商代玉戈，上面刻有“乍(作)册吾”三个字(图15左)。作册是官职名，吾是人名。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较早的玉器上的古文字，形体特点与商代后期金文相类似。
石刻文字中最为著名的，是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地方出土的石鼓文。石鼓共10个，每个刻诗一首，内容主要歌颂田原之美和田猎之盛，制作时代则有春秋、战国两种说法。但它使用的字体，属于秦国文字则是没有问题的。下面我们还将提到它。
也有的战国陶文内容比较简单，只有地名或官职人名等。
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古代晋国境内，出土了一大批共5000多件玉石片，其中有600余片上有较清晰可辨的文字，系用毛笔书写，多数为朱红色，少数呈墨色。书写的内容，一般是春秋战国时代在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盛行的订立盟约时向神灵盟誓的誓词，即“盟书”，因此这一批有字玉石片叫做“侯马盟书”(图15右)。经过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这批盟书所反映的主盟人赵孟，就是春秋晚期的晋国六卿之一、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这批玉石上书写的字体，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属于战国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