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爷只能提供这么几首，他说，“这几首我喜欢，记得，不喜欢的都忘记了。”
□□□□□□□，辱辱荣荣渐欲忘。
尚有清狂左传癖，未登神妙右军堂。
曲生自愿糈无路，泸水岂能清务光。
潦倒年年何所赚，闲中赚得太憨郎。
习字的课程既定，接着选诗。最流行的本子《唐诗三百首》为他老人家所不取，他指定念《古唐诗合解》。诗必盛唐，不必费辞，与古诗合读是明其源流大势。《合解》和《三百首》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元微之的《悼亡》、李商隐的《无题》、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没有选，倒是“应制”、“奉和”的作品收了不少。疯爷是性情中人，授诗却如此之有欠“浪漫”，也出乎我的意料。后来他说，感伤、纤巧难成大器，他家老太爷也是这么教他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说酸辛。
穷通夭寿随他去，诗酒琴棋自我亲。
恣肆一生传李白，纵横半世笑苏秦。
数来多少兴亡憾，若个能教日日春。
我很纳闷，依疯爷的诗学，他不致对《桃花扇》崇拜到如此地步。
但是，这一切深谋远虑都无法面对战争。日本军队来了，未到插柳口之前，先朝进士第开了一炮，进驻插柳口之后，在老进士书房喂马，临走放一把野火，留下半片废墟，把进士公气得撒手西归。
父亲在插柳口与各种恶势力周旋，常替疯爷捏一把汗，所有的建议，疯爷一概不听，插柳口早晚定要出事。父亲正想辞职，翻译官收枪来了，这时候他认为非但不能辞，还要共同赴难。官司解决了，这时候又哪能马上求去？那不成了端架子、抬身价？
那前任翻译官在职的时候，常来插柳口宿夜，他送了疯爷两支步枪，一则表示酬谢，一则加强自己外宿时的安全。现在面对查案大员，疯爷爽爽快快地一口承认，吩咐左右把那有问题的两支步枪缴回。翻译官冷漠沉默，验看了两支步枪以后毫不客气地说：“还有八支手枪。”
我很爱读。潘先生写诗，不过是凑疯爷的兴致，并不认真，没什么佳作。有一次他倒也有动乎中，自发了一首七律：
律绝限制多，像赤足在碎石路上行走，处处都是障碍，我只得两句，下面再也做不出来。这两句，疯爷也不以为然。冬天还远，柿树就用红叶发出警报，见机很早，然而还是站在那里把叶子掉光了。这一点“诗思”，疯爷毫不客气地指出“太薄”、“无福”。
疯爷还记得衍公一首七古：
世上到处有聪明人，这种人认为疯爷派我来窥探他的家珍，下一步便是借词索取，连忙一口回绝，说是连一个字也没有了。幸而还有忠厚人家，高高兴兴地把衍公写的对联、中堂、小屏、横幅挂满了客厅，由我玩索抄录。
那时，在进士第，只能以客厅一角做我的书房，有时疯爷一面会客一面监察我的功课，每见我习字出现败笔，就从旁提醒：“用中锋，用中锋！”有一次，一位客人为我缓颊，从旁说：“苏东坡写字不用中锋。”疯爷立刻说：“苏东坡怎么能学！”又一次，客人指出黄山谷写字不悬肘，疯爷也急忙说：“黄山谷怎么能学！”
疯爷所立的原则高峻之至，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相当马虎。读诗，有些句子不懂怎么办？他说看小注，看了小注仍然不懂呢？那就由他去！有一次，我不懂“座无尼父为师少，家有元方作弟难”，请他解释，他说：“这还用解释吗，尼父显然是个了不起的老师，元方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哥哥！”后来他虽然补充了几句，告诉我尼父是孔子，元方是陈元方，但他认为这些并不重要。
秀才公的诗文比较能够呈现性灵，反映时代，文笔也较为秀巧宜人，但吾乡也没有谁收集他的作品。他的锦心绣口，归于尘土。文章一石，九斗速朽，我在这里略记所闻，聊尽后辈的一点心意罢了。
夏夜中庭，他那呐喊式的朗诵，那呕肝裂肺的朗诵，正是对母亲的呼叫，而不幸，别人说他是疯子！
这首诗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有一首诗，是我从墙上读到的：
我非常希望能读到衍公的诗，可是残破的进士第竟无衍公片纸只字。衍公以篆刻名家，进士第也找不到一方印章。衍公留下的文物，只有一橱八股文，虽是木版线装，在康乾时代精印，却人人不屑一顾。我倒常常取来阅读，发现“八股”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又是一年，熏风也似春风少。
秋风来了，离离潇潇都是悲凉调。
如何好？
离却烦恼，除上仙人岛。
这个翻译官到任不过个把月，疯爷还没有跟他攀上关系，动作是慢了一点儿。前任翻译官却是插柳口的常客，进士第曾布置香闺一间，供他瞒着太太藏娇。可是那人走了，香闺当然也撤销了。新任翻译官铁面无情，令人棘手。
倒把金鞭下酒楼，知音以外更无求。
浪游略似长安少，豪放拟猜轵里尤。
菩萨心肠侠士胆，霸王魄力屈子愁。
□□□□□□□，万劫千年忆赵州。
这两件抄本，我都从本学兄处见到。宋版线装书的款式，双行的小注写得那么小！——疯爷笑着说，衍公用的毛笔只有一根毛——而字的气势格局不减。
兰溪是指兰陵，仙坛是扶乩请仙的地方。从前士子喜爱扶乩，与仙人赋诗唱和，秀才公就是这样。
由秀才公所制的小令小序中，也可看出现实压力之难以抗拒，生活方式之难以改变，未来变数之难以掌握，因而渴望逃遁，寻求麻醉。疯爷所以喜欢这些作品，也许正是这种心态的认同吧？
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从未听到有人谈论，即使是潘子皋先生也未加注意。反正他是个酒疯子，见怪不怪。可是，天晓得，疯爷不疯。终于，我知道了一些事情。当年衍公在吏部服官，夫人并未随同赴任，在京物色了一位侍妾照料他的生活。这位如夫人为衍公生下一子，就是疯爷。庚子之变发生，衍公决定还乡隐居，就遣走小星，带着儿子离京。衍公这样做，引起乡人的揣测，认为那位如夫人来自欢场，不能适应乡村的生活方式，也不易见容于保守的王氏家族。
潘子皋先生对我的习作从未表示过意见，也许他认为，我既由疯爷教导，他最好别再插嘴，否则，他提出的意见和疯爷相左，岂不妨碍二人的感情？但我总有一个感觉，潘先生认为我学诗是“不伦不类”，那时代，在吾乡，若以文字谋生，应该念《左传》、《东莱博议》、《战国策》、《秋水轩尺牍》，学着写八行书、寿序、诉状、陈情表，他看不出诗对我有什么帮助。
可怜栋梁材，竟委灶炉中。
不闻风萧瑟，但见月朦胧。
这一来就麻烦了。
这件事有些奇怪。
日本以杀人盈野得土，不能以杀人盈城治民，笨手笨脚地做了些“宣抚”的工作，例如巡回放映电影，定期作医疗服务，平时日兵外出不再佩带刺刀，对在外酗酒闹事的日兵加以处罚等等。如此，兰陵又逐渐成为人烟稠密的大镇。
他写出这些“少作”给我看，大概是期望我“见贤思齐”吧，年龄相近的人互相观摩，写作容易进步。后来，他又把“心情微近中年”的吟哦写给我，我读了并不了解，也许正因为我浑沌未凿，他才放怀一吐为快吧？
我的第一首作业并不是律绝，而是仿照古风的写法，把插柳口进士第描写了一番：
写好了，命我马上给潘先生送去。我一路上念他这首诗，越念越觉得他这第一句奇怪，疯爷的门第，家世，生活环境，怎么能算“天涯沦落人”？王氏住在兰陵至少已经五百年了啊！
他又说：“忌我焉知非赏识，欺人到底不英雄。”
父亲有一独到的见解，认为疯爷根本不疯。疯爷之沉湎于酒，胡言乱语，乃是身处乱世、效古人佯狂避祸。疯爷或不能继承家学，可是郑康成家的牛识字，张天师的狗能腾云驾雾，疯爷是进士衍公的爱子，受衍公亲口调教，肚子里一定有些东西。
疯爷之疯，除了使酒骂座，还有歌哭无常。夏日静夜，繁星临空，疯爷独立中庭，仰天引吭。他老人家中气充沛，声音洪亮，我相信整个插柳口都能听见。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为什么对孔尚任的李香君和白居易的琵琶女刻骨铭心。
我父亲一生谨慎，谁也没把握敢说他会答应，而他老人家毫不迟疑承担下来。疯爷大为感动，保证宁可倾家荡产也不使我父亲受刑。总算父亲运气好，总算疯爷肯花钱，总算潘子皋先生门路宽本领大，人释放，枪发还。不过所有的枪都只能算是进士第向日军借用的，日军随时可以收回，这就为日后的勒索留下了伏笔。
他老人家爱诵李白的《蜀道难》，说是“牙齿爬山，过瘾”！
疯爷回家以后，家人见他头发稀疏，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京秃子，实际上他并不秃，这个绰号过分夸张他的缺点，通常这是表示歧视。乡人相传，疯爷幼年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怀，嫡母的爱并不等于生母的爱。
其中一首，他说“且自闲情吟得得，任他虎豹视眈眈”。疯爷对时局家运自身处境很有了解。
衍公的诗，疯爷脑中总该有几首吧？不错，有，并不多。
绳床矮几是田家，草草编篱掩掩花。
待我来时休劝酒，骄儿五尺自煎茶。
一般来说，疯爷的诗很有节制，他童年时期在大家庭中所受的委屈，他对日军暴政的愤慨，都不曾借诗来表达。我看到两次例外，两次都是在烛光下，醉意中，他写诗给我看。我相信，我是那两首诗唯一的读者。可惜，我能记住的不多，太少。
于生母，疯爷大概也听到种种传说吧，他对生母的命运大概也有种种揣测吧，他有亲不能养，一定因为“不可说”而加倍痛苦吧。甚至，我认为，他可能不爱进士第，他恨进士第，恨这么大的宅第不能容纳一个女人，恨自己的安富尊荣都是永远与生母隔绝换来。
一代书香共酒香，人间劫后留芬芳。
祖宗基业千斤鼎，乱世文章九转肠。
盏底风波问醒醉，梦中歌哭动阴阳。
无知童子有情树，回首凝望柳几行。
不种松林种柿林，秋来先有岁寒心。
潘老师的见识高，他尊衍公而习唐隶，示不同流俗。他出入高明之家而挂牌作中医，示不寄食。他在最热闹的“大街口”有两间门面，整日镇坐，客人比病人多，写字比处方多，当时局势复杂，敌伪匪顽都向他伸出触角。他不动声色，写核桃大的行草养气，一张纸比桌布还大，信手挥洒密密麻麻。仔细看，主张抗战的人来了他就写“干城同抱寸心赤”，主张和平的人来了他就把纸张换一个角落，写汪精卫的“经霜乔木百年心”，鬼子兵来东张西望，他也即兴写“武运长久”，等鬼子兵走了再撕下来点火。
幸而平安无事，但功过难有定论。有人劝疯爷：抗战不惜焦土，几棵高粱又算什么。疯爷反问：焦土以后，谁给游击队送给养？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在一片焦土上能活多久？高粱收成时，有人到进士第放鞭炮，也有人扬言到进士第丢个炸弹，眼看出头的椽子要烂。十二支队这才夜袭插柳口，釜底抽薪。
至于那个“汉奸领袖”的头衔是怎么回事？那是日军入据兰陵的第一年，看见高粱越长越高，就下令把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所有的高粱一律砍掉。吾乡那时每两年有三季收成，同一块田，先种小麦再种黄豆，收两次，可是年来就只能种一次高粱、收一次，砍掉高粱，许多田家全年的收益就落空了。那时兰陵的社会秩序尚未恢复，乡人苦无管道可以请命，怂恿疯爷出面。这位二少爷世故阅历究竟不深，慨然亲赴“大日本警备队”陈说一番，要求把命令改成明年不许在公路两旁种植高粱。日本正要网罗士绅，对疯爷颇为客气，高粱可以不砍，但是要疯爷负责护路。疯爷在形式上组织了护路队，暗中派人向各路抗日人马游说，请他们务必高抬贵手，一切军事行动延至高粱收成以后。
保安大队长多半由外乡人担任，作恶要远离本土，免得结下子孙债。眼前这个大队长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单身到任，地方人士赶快凑钱给他娶了个漂亮太太，——也不知是他第几个太太——说是为了安民，意思是省得他侵犯妇女。这天他来赴宴，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单是他的卫士就坐了三桌。
疯爷给我安排了一个极有意义的节目。他老人家认为，我既然到进士第来做小学生，总得看到进士衍公的手迹。他家在兵燹之余，文物荡然，但是族中巨室都有收藏。疯爷写信给他们，希望准许我到他们家中观赏书法。
我们回家以后，插柳口的疯爷派人来请父亲一谈。疯爷管理进士第，要应付各式各样的人，有些来客，你若交给看家的护院的去接待，对方会觉得受到藐视；如果疯爷亲自出面，又可能缺少转圜的余地。他希望我父亲能在中间缓冲一下，父亲和疯爷血缘甚远，但外人看来总是疯爷的侄子，代表性大一些。
潘先生在吾乡算是“生有异相”，他的脸形瘦长，宽额，尖下巴，鼻梁挺直，皮肤在白润中隐隐泛青，加上身高臂长，露筋露骨，一见之下，可以判定他不是农人，不是商人，也不是军人。还有，他不是本地人。他，也许是天生的文人、诗人、艺人吧？他，也许正合做一个清客。
衍公的八分十分俊美，和我后来见过的任何法帖不同，这八分应该算是他老人家书法的特色，可是世人只称道他的篆书，他有时用极细的笔画写很大的篆字，比李阳冰更细也更遒劲，涵韵聚气，疏中见密，乡人称为铁线篆。更能显现“铁线”风格的是，字的结体略瘦，长条垂垂，令人联想邓石如，但邓的线条流动似水。据疯爷说，衍公作铁线篆，笔杆在指间左右旋转，一笔到底，墨色不变，对水和墨的控制已到极致。
雨后崇朝天气新，欣欣万物自三春。
鱼依荷叶为华盖，虾傍青萍作比邻。
我最感激的，是开馆教我读《论语》的那位长辈，我只记得日本飞机轰炸兰陵的时候，在他家天井中央炸了个深坑，很惭愧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家东西多，我一连去了三天，见识了衍公的八分书和铁线篆。
疯爷常指名批评同时代的诗人，说某人只能算个“韵人”，韵人是押韵的人，那种人做出来的诗只能称之为“韵语”。等而下之，某人做出来的东西只是“签语”，那种人也自称诗人，其实是庙里管抽签的道士。当然，被他批评的人会说，“他又发酒疯了！”
回想起来，言为心声，我反映了对生活对前途的不安定感，而疯爷的品位倾向“云霞出海曙”，排斥“海日生残夜”。不过那时疯爷只是淡淡地说：“你现在写古风，太早了。”
疯爷记得，衍公注释《老子》，九易其稿，费时十年。定稿之日，他老人家写了一首五绝：“十分三万日，九变五千言。自笑无为役，人称不动尊。”
秀才公为兰溪仙坛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序文，甚为清雅，原序是：
兰陵有位潘子皋先生，是疯爷的诗友。潘太太朱凤瑞女士在兰陵小学教书，是我们的老师，因此，我们对潘先生也事以师礼。
回想起来，“风雨危舟”的感受，疯爷也有！他只是不愿意别人再用语言文字加深他的忧念。他在逃避。
很惭愧，第一句我是不记得了：
这一夜，插柳口成为不设防地带，疯爷全家迁入兰陵镇暂避，同时奔走疏解。策士们设计了一套说辞：疯爷好酒，日常事务由他的侄子——我的父亲——料理，赠枪之事，疯爷并不知情。他们保证由我父亲受两天象征性的拘禁，即可化小化无。
疯爷有两位女公子，都是正该读书的年龄，疯爷不愿意送她们进兰陵小学，议定由父亲教她们论孟。父亲在进士第正式的职称该是家教，也就是“西宾”。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为什么对进士第的家声并不珍惜，有时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
可是，日本人的翻译官突然不速而至，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举座震惊。在我们那小地方，翻译官是日军和华人之间唯一的沟通管道，权势又在保安大队长之上，何况“皇军”亲临，很不寻常。那“皇军”还是孩子，顶大不过十八岁，佩上校领章的保安大队长立刻趋前行礼，小日本不理他，他连忙改为九十度鞠躬，小日本还是不理。疯爷连忙请翻译官入席，大队长连忙让出首座。翻译官面对疯爷昂然不动，以凛不可犯的声调说：“我是来办公事的！”
东村有位孙先生，“有田六亩，室六间，食指六人”，自号“六六居”，跟衍公有些来往，衍公为他的六六居作了六首绝句，写成屏条，诗风之洒脱自然，在衍公的诗集里是少有的。例如：
这天，疯爷在家宴请兰陵的保安大队长。那时，在“大日本警备队”之下，保安大队长最有权势，日军有军事行动，总是带着保安大队一同出发。那时“皇军”已知道端架子，在外面杀个人，放把火，多半授意保安大队出手。每次“凯旋”，保安大队照例拿绳子拴住一串老百姓回去拷打审问，等人来活动关说。
令他特别在朗读中激动的，是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一段自述，他往往为之涕泪横流，悲愤超过文姬胡笳。
有一天，疯爷把我叫进他独自喝酒的小屋里询问所见，他听完了我的报告，默然半晌，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老太爷的字太规矩了，太规矩总是不好。”他说话一向很快，嗓门又高，这次却是低沉缓慢，但是，给我的震撼却像是惊蛰的雷声。就在我惊魂未定之际，只听见他老人家又徐徐地说：“伺候皇帝，在皇帝身边写字，当然要规规矩矩，可是民国了，不做官了，何苦还那么规矩呢！”这几句话我没记错，他是这样说的，没有主词。
光绪戊戌是一八九八年，衍公中进士，庚子之变是一九○○年，衍公还里，疯爷是在这两三年间出生。我一九四一年来插柳口受教，疯爷大概四十岁。
很惭愧，我把第七句忘掉了。第八句疯爷说原来他写的是“何处觅知音”，衍公把“觅”字圈掉，改成“找”，为了音节响亮些。
教会请我用大楷恭录经文，供主日礼拜时全场朗诵之用，经文用白话译成。疯爷看见了，立刻有意见，他说练字必须写文言文，而且要极好的文言文，习字才会进步。若是他发现我有一丁点儿进步，就特准我使用他的宣纸，以示鼓励，那时，在家乡，宣纸是珍贵的东西。他说，毛笔字要写在宣纸上才好看。
他也爱诵《桃花扇》最后一折《哀江南》，这是一篇长诗，疯爷抑扬顿挫，上天入地，余音不止绕梁。
三千浩劫，不自我后我前。五百兴亡，奚知其时其数？乱离暮矣，治安未也。夫戴辽东之帽，管幼庵辗转篱床；披富春之裘，严子陵优游桐濑。固肥隐之盛节，高蹈之遗轨也。无如白袷宜人，淄尘迷目，青山碍我，黑眚惊心，六合茫茫，焉是濯足之地乎？
顾念生既不辰，世将焉避，守一尺干净土，哪管兔走鹘飞？结几个烟霞交，莫问人间天上。恍兮忽兮，是耶非耶？慕注经于函谷，关尹乐道祖之传；探畸事于漆园，米愿补太仓之数。
一天，我写了一幅字，自己觉得不错，就贴在桌旁壁上，这幅字写的是一首唐诗：
为什么要调动？是不是为了平仄？“平仄算什么！”抽完一锅烟，经过一番沉吟，他指出，“花近高楼此登临”全句是实，为小境界，“万方多难伤客心”全句是虚，为大境界，一句太重，一句太轻。调重之后，每一句都半实半虚，两句诗彼此互相呼应，这就有了起伏也有了气势，这才是诗。
绿柳千条不见鸦，春江水暖燕子斜。小桥过后有人家。
西垄地脉迤逦来，华堂广厦倚势开。熏风阵阵拂长阶。
麦浪卷地地连天，汪洋万顷一楼船。垂柳如帘掩映间……
进士第建造在温岭北面的大平原上，温岭的地势未尽，潜入地下，伏脉百里，再起山峦，据说风水极好。进士公和他的哥哥秀才公在此建造宅第，自是经过一番选择。这地方原有几户人家，两条道路，俗名岔路口。进士第遍植垂柳，改名插柳口。插柳成阴，其中应该也有寓意。
人睡我起起我寐，一日常得强半睡。
醒来羞随国举狂，醉后不愿人称瑞。
妻孥本自是空花，诗画偶尔真富贵。
但愿如此了一生，何为郁郁味无味。
说他不求甚解吧，他又把一句诗分析得十分精微。我背诵杜甫咏昭君的一首七律，恰巧被他听见。我说，“千山万壑赴荆门”，他说，“不对，你会把杜甫气死。”我急忙打开书本查看，书上印的是“群山万壑”。你想想吧，所谓群山，不过十座山八座山，十座山而有万壑，平均一山千壑，可见山是大山、高山、深山，很有气势。倘若是千山万壑，一山只有十壑，山就小了，零碎了，气势就不同了。
“我只能教他唐诗。”疯爷说，“教他住到我家里来，我早晚空闲的时候指点指点他。”
他说：“你写几个大字给我看看。”
学书，黄山谷不能学，苏东坡不能学；学诗，袁子才不能学，吴梅村也不能学。那时我迷上吴梅村，王渔洋，黄仲则，苏曼殊，从外面带些“杂书”回来偷看，有一天给疯爷逮住了。他拉长了脸说：“这个不行的，大大的不行的。”这句话是日式华语，当时占领华北的日人挂在嘴边，中国人学来当笑话。他老人家这么说，可能是为了冲淡语气中的严厉。
疯爷重来，日军已把当地的行政组织和保安系统建立完成，疯爷这才以无用之身摆脱日人的纠缠。“大日本警备队”的翻译官告诉他，在日人的档案里，他是“游击队领袖”。疯爷啼笑皆非。游击队说他是汉奸领袖，日本人又说他是游击队领袖，他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若是把“汉奸”和“游击队”存而不论，剩下两个“领袖”，又未尝不可以自我陶醉一番。
那时我们不会照相，更不知有影印的技术，唯一摹留的办法是双钩，但双钩既花费时间又可能弄脏原件，收藏者多半不许。疯爷口授秘诀，教我把字挂在墙上，用心细看，一直看到那字像用刀子刻在你脑子上。他说，现在用眼睛看进去的，将来会在腕底流露出来。
潘氏夫妇原籍山东济宁，因争取婚姻自由出走。据说他央松爷（王松和）介绍，把自己写的字寄给衍公看，由衍公通信指点。后来，潘要求拜衍公为师，穿短衣、背书箱来插柳口，见到衍公，立即跪下行了大礼。
衍公的哥哥秀才公，倒有些小品为疯爷乐于传诵。他口授一首七律，相当迷人：
我这才知道，作诗之难，并不仅仅是声律问题。
一醉阴阳混，觉来日已沉。
披衣偶得句，信口自长吟。
残雪催诗兴，鸣鸡报夜深。
□□□□□，何处找知音。
年来奔走半天涯，子夜扪心每自嗟。
何地安身迷净土，感时游子易怜家。
春营旧窟忻归燕，暮宿荒林栖惫鸦。
凝盼岱宗惆怅久，阳光一线透窗纱。
自乾隆以下，兰陵王氏出了五位进士，衍公在光绪戊戌科得中“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第一名，是兰陵最后一位进士。衍公奉任命在吏部做官，发现了政风的败坏。庚子之役，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衍公没有追随慈禧一同逃难，趁此机会带着庶出的疯爷返回故里隐居，从此绝意仕进。
我到他家里来念唐诗。在这四围荒乱破败中，疯爷撒下手里的种子。
我来学诗，引发了疯爷的诗兴，这段时间他经常有诗。他是才子型的诗人，成诗很快，看到潘子皋的感怀七律以后，略一沉吟提笔就写：
父亲决意不在插柳口做一枚“死棋”，问题是时机。他预料疯爷还有灾难，他希望下一次置身事外。这时疯爷不理内忧外患，也不过问我的功课，天天摔东西骂人，逼迫二奶奶——疯爷的夫人——同意他纳妾，父亲就先打发我回家。
我觉得疯爷此人有些可爱，欣然跟着父亲去见他。
建造进士第所用的青砖，据说是特别订制的，整齐坚固。动工前两年先买下木材，等它充分干燥，不致弯曲变形。整个建筑追求朴实谦和，含蓄谨慎，让人看了心定气平。
等我知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足以抄家灭门时，我学诗的念头一度完全消沉下去了。
兰陵西郊有一道高垄，志书称之为温岭，据说兰陵因此得名。
有时候，灯下，他坐在我对面喝酒，喝着喝着就提起笔来，把他年幼时候作的诗写给我看。他十四岁时写有一首七律：
虽然疯爷看出我天资平庸，对我仍然一片培植之心。那时吾乡，写春联是一年大事，疯爷居然要我写进士第全部春联。我吓慌了。他亲自指导我，完成以后，我自己觉得长大了不少。回想起来，他是要我增加阅历，提高信心。疯爷果然不疯。
我在疯爷和潘师之间做“诗使”，往返传递稿件。当兰陵附近的树木被乱兵砍光的时候，潘先生写了一首《伤伐林》，末四句我还记得是：
我写了“柳絮因风起”五个字。他告诉父亲：“教他写九成宫吧。”
我想，疯爷一定非常思念他的生母。他长大以后，成为进士第的唯一继承人，对于亲生母亲不能共享安乐，觉得非常痛苦。他可能有时觉得他本来不该属于进士第，他是辞枝失根，身不由己。所以，他写给潘子皋的诗，才有那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
中国诗人“题壁”的豪情，疯爷也有。在墙上写字，由于工具不同，姿势不同，心情也不同，能写出超乎平时的精神面貌来。他老人家的书法宜大不宜小，宜草宜隶不宜楷，本是才子的字，题壁时把一切成规抛弃了，创意很强。
他老人家解诗，总是把深奥的诗句弄得很简明，又把浅显的句子弄得很复杂。“行去已无沽酒店，宿处多傍钓鱼船”，这两句诗并不难懂，已无沽酒店，表示没有商店市集，多傍钓鱼船，表示没有房屋人家，一番荒凉景象。可是他老人家说，“行去已无沽酒店”是无计忘忧，“宿处多傍钓鱼船”是到处有费尽心机争功攘利的人。那么诗人旅途上的实际景况如何？到底有没有沽酒店、钓鱼船？他说，这两句诗好就好在写的是实景，不是勉强编造出来。他说杜甫回到残破的家乡，见“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也是实景，也写出另外的东西，画棋局，表示老一辈将世事看淡看破，作钓钩，表示年轻人的心态正好相反。
那时我已失学日久，父亲对我的教育问题甚为忧愁。他老人家认为我不受教育就没有谋生的能力，我没有谋生的能力就无法接棒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能在父母力所不及之时用来强自宽解。所以父亲立刻答应疯爷的邀约，待遇厚薄在所不计，但是他希望疯爷也花费工夫教我一些功课。
接着我读到戴名世的《南山集》，当然要瞒着疯爷。这本书用新式的铅字印刷，书前有人写序，细述戴名世怎样因文字死于大狱，我才悚然知道文字有这么多这么大的风险。
疯爷的诗自己不留底稿，他写给我看，是有意还是偶然呢？吾乡没有人收集他的诗，今日天地之间，有谁能够为疯爷的感情和心血作证？除了我，谁还能记下这断简残篇？
鱼池的景观还记得，诗已忘了一半。十五岁时，他会喝酒了，五律里开始有酒：
秀才公的代表作，我想是“兰溪仙坛序”。
另一首，他说“尚有闲情教孺子，更无本事学耕田”。诗中的“孺子”指我，耕田的慨叹，应该是在土改声中无可奈何地感到家世之累。
很不幸，我没看懂衍公说些什么。对《说文》，他老人家似乎是选出一部分字来讨论。对《老子》，他老人家是借注释作论述，多所发挥。那时，老子有一段话受人诟病，说是“民之难治，以其多智”，因而主张愚民。我特别找这一段，看看衍公怎么说。衍公的意思似乎是，所谓愚民，是指向人民灌输一种学说思想，使民众想法齐一，唯命是从，治术自古如此。衍公问：“今有人创革命流血之说，驱无数青年而就死地，其所以智之耶？抑所以愚之耶？”难脱遗老本色。我只记得这么几句。
那时物力艰难，我们拿搓绳子用的苘麻扎成刷子，再修剪成笔，蘸了清水，在方砖上写大字，斗大的字，上午写三百个，下午再写三百个。疯爷强调大字重要，大字写得好，小字才会好。我用毛边纸写手掌大的字，写一张又一张，在字里行间写小字，由龙眼到蝇头，大大小小，不计其数。
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他老人家对进士衍公的书画、诗文、篆刻、学术著作，完全没有注意保存。
我还要感激杨本学先生。他受进士第雇用，本来是衍公的书僮，做些牵纸磨墨的事。衍公认为书僮应有些书卷处，亲自教他写字，还教他刻图章。衍公写字，有时自己不满意，吩咐本学拿去焚毁，本学“阳奉阴违”，悄悄带回家去。所以本学家中“收藏”极丰，大部分没落款，但绝对是真迹，我从他手中借到许多许多。
进士第后面种了很多柿树，秋天树叶变红，引人心惊，我常在林中胡思乱想。有一天要交作业，就拿来写了：
唐代离宫隋代堤，朝阳红到夕阳西。
流云成阵留难住，芳草黏天唤欲迷。
忽托好音呼梦里，有何春恨尽情啼。
□□□□□□□，剩有心头一点犀。
潘先生由是在兰陵定居。回想起来，潘氏很懂得怎样在异乡生存，他攀上当地一位大老，该地的少壮精英全成了平辈，“人离乡贵”，的确是一着高棋。潘太太矮矮胖胖，和和气气，外表憨厚而内心精明，更是具备了做异乡人的条件，给丈夫很大的帮助。
习字，他老人家规定要悬肘、用中锋，而且握管要牢，别人无法从你手里把笔抽去。这个姿势很苦，几天下来，手指麻木，肩臂后颈都酸痛。我很纳闷，疯爷处处不拘小节，何以有“坐科”、“穿小鞋”式的书法教育。后来他说，中锋和悬肘始能训练出大书法家来，他的老太爷就是这样教他的。
秀才公还有这么一首小词：
疯爷说“任他虎豹视眈眈”，虎豹没来，来了狼。
毫无疑问，这几句话，疯爷是当做秘传，说给我一个人听的。我觉得，他这几句话按捺在心里很久很久了。在吾乡，没有人敢说衍公的字不好，如今却由他的儿子口中道出！我不敢把这话告诉任何人。
为了找衍公留下的字，我到四郊去看碑。那时大户人家为先人立碑，有一套隆重的仪式，不但题字的书法家落款，连刻石的石匠都留下名字。有几位石匠最能保有书家的原貌原神，远近知名，工资很高，但据说他们都不识字，更不会写字。据说，石匠若能读能写，对别人写的字就有喜恶有褒贬，他刻字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加入自己的风格，不能忠于原稿的形神。我奔波多日，对墓碑墓园有许多认识，衍公的字却是少见，大概请他老人家写碑很难。总算找到两处，和本学兄一同去偷偷地拓下来。——那时，拓碑是对墓园的侵犯。
逃难才发现我家亲戚真多，处处有地方落脚。但是抗战长夜漫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望着兰陵游牧，渐渐撑不下去。游击队互相碰撞，咬啃，由拔毛到摩踵，十二支队无声无臭解体消失。那些爷们叔们黯然还里，抗战必胜的信念依然在，但是只能先作顺民，且盼且等。
疯爷的“嚣嚣”外面一定会知道，那年代，隐恶扬善、说话成全别人等等已成禁忌，“闻过则喜”更是奇谈。你说出来的话自有人替你传扬，替你拿本子记着，如果这是“佯狂”，其结果一定无法“避祸”。而疯爷我行我素，不以为意。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课程安排妥当，疯爷对我父亲说，最好的老师当然是他家老太爷，他自问不够资格，无奈别人比他更差劲儿。这孩子（指我）也只有认命了！——依当时乡人的清议，这话就是疯话。
当年造屋，屋顶全凭木材架构，转眼可以烧光，承受屋顶的四面墙却依然棱角整齐，墙面粉刷的泥灰也不脱落，这是建屋工料考究，为子孙后代立业。虽然有一半的房屋焚毁了，但是这些墙壁作成的框架屹立，使人仍然能感觉到进士第的气派，尤其夜静月明，我几乎产生时代错觉，以为进士第犹在当年鸠工建造之中，天晓以后，有大批工匠来，为这些未完成的房屋继续施工。
居家的疯爷和在十二支队的疯爷判若两人，他反应很快，很坦率。
衍公晚年送给本学兄几件要紧的东西。他老人家有两部著作，一部是对《老子》的注释，题名《老子盲说》，一部是对《说文》的研究，名叫《文字盲说》，据说是一生学问的结晶。这两本书都没有出版，他老人家亲手抄录了几份，送给他认为适当的人，本学兄有幸入选。我想，衍公以手抄著述见赠，或许隐然有付托之意？可见他老人家并没把本学兄当“下人”看待。
这翻译官高个子，方面大耳，中国话的发言极为标准，所以，当他对日本兵卑躬屈膝胁肩谄笑时，使人特别为中国伤心。他说前任翻译官盗用了公家的枪械，现在查明枪械藏在插柳口，他奉皇军之命前来取回。
还有“何不开轩面敞圃，东西南面好风多”，都很可爱。
有人认为不过是乩童作弊，其实作弊很难。第一，乩童不识字，识字的孩子没这个资格；第二，两个乩童分别站在八仙桌两边，互不相谋，无法形成作弊的默契。童于似乎无法操纵筷子，最多只能阻滞罗动。
疯爷仔细看了，表示“华堂广厦倚势开”一句不好，他尤其不喜那个“势”字。进士第高耸沃野之中，麦田一望无际，“麦浪卷地地连天，汪洋万顷一楼船”本是实际情形，可是疯爷不喜欢这个比喻，连问：“你怎么想到海船？”他更指出不该用“卷”字。
疯爷在礼教管制下长大，没有任何韵事绯闻，对于前人发抒绮思幽恨的呻吟评价甚低，何以一反戒约，对琵琶女激情奔放、泪尽而后已？
疯爷兴致勃勃地教我作诗，等我记熟了“平平仄仄平仄平”，等我能分辨一东二冬，等我知道“天对地、雨对风”，就开始试作。
疯爷本来不注意，客人提醒他，如果日本人来了，看见这样一首诗贴在这里，可能曲解为宣传反日。这种话有人说出来，疯爷当然宁可信其有，命我立刻撕下来烧掉。这是我第一次触及诗的政治禁忌。
扶乩的工具是，八仙桌上铺一层细沙或小米，制面粉用的旧罗一个，罗中心插一根竹筷。扶乩请仙时，用两个童子站在八仙桌两旁，旧罗悬空，童子伸手扶住，焚香如仪，筷子会自动在桌面上画字，那就是神仙在作诗。
那是一个“危行言孙”的时代，可是疯爷常常语惊四座，奋不顾身。他说，孟子“人知之嚣嚣，人不知之亦嚣嚣”，这嚣嚣二字就是大声说话，说很多话。朱子注解“嚣嚣”为无欲自得之貌，疯爷认为是曲解，是捏造。
还有一次，我念“花近高楼伤客心”，他走过来听见了，问：“花近高楼为什么伤客心？”我瞠目不知所对。他教我念下一句，下一句是“万方多难此登临”，他忽然兴奋，连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他说，若按常理陈述，乃是“万方多难伤客心，花近高楼此登临”，老杜调动了一下。
进士第的金匾仍在，但大门已用砖封死，大门左边加盖了一片草房，辟有侧门，由此出入。里面是一进又一进四合房。主房正厅叫“拙笑轩”，被日军的炮弹击中，断砖破瓦中还能看见“拙笑”两个大字。衍公治印的房间叫“木石居”，屋顶烧毁，残灰犹在，不见一木一石。疯爷的书房叫“壮回堂”，连个残迹也找不到。
我来进士第时，先走过一座小桥，再来到一片广场，广场之南是一个大水塘，乡人管这种水塘叫“汪”。汪的四周全是柳树，长条摆来拂去，和进士第南北相对。
不过，筷子画沙作字的时候，是不能离开桌面的，笔画相连，极难辨认，称为“乩字”。扶乩时，必须有专家在场解读，同一乩字可能有两种三种读法，解读人有“以意为之”的余地。因此，众口传诵的乩诗，大半都是神人合作的产品。
酒席照开，人人食不甘味。翻译官下令收缴插柳口所有的自卫枪支，扬长而去。我还以为保安大队长可以从中说个人情呢，没有，他噤若寒蝉，未置一词。
疯爷事先说过，他不照课程表授课，他只即兴指点，而他来去飘忽，每每留下奇想妙语。例如，我念“僧言佛壁古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他正好走过来，插入一句：“他是近视眼！”我念“欲回天地入扁舟”，只听得笑声中一句：“他晕船！”我念“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他说，这两句诗极好，可惜用了个“残”字，很刺眼，受了这个字的连累，不如“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风行。
他想了一想，“除了写欧，还可以写写八分。”他断定我的楷书难以出色，习八分以为救济，将来有人找我写字，可以用八分应付。“八分接近楷书，比楷书容易藏拙。”
我在插柳口与众不同的学习经历就这样结束了。临行，我呈给疯爷最后一次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