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宣州地区,雕刻印刷业也很兴旺。如刻印有《汉书注》、《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加之当时编修谱牒之风盛行,这些都使社会对纸的需求量增加,从而促使了造纸业的繁荣发展。
在中国书画史上,元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前面谈过,以赵孟頫和“四大家”为代表的元代绘画艺术体现了中国画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对以后明清两代书画艺术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元代的绘画中,“文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适合表现文人画家意兴的山水画大量涌现,他们在书画上,力追风韵超逸、笔墨淋漓的风格,水墨艺术作品大为流行。显然,这些都需用优质画纸来表现。如王蒙说:“平生不用绢素,惟于纸上写之。”吴镇作画“每以佳纸,……故绢素画绝少”。赵孟頫存世的绘画书法作品,也大多为“纸本”。文化艺术的发展,推动了元代造纸业的发展。
宋代宣州地区的造纸业十分发达。造纸的原料和纸的品类大大增多,众多加工纸出现,纸坛呈现五彩斑斓、令人目眩的景象。以地名命名的纸有:徽纸、歙纸、池纸、黟川雪、龙须纸、新安纸等等。按纸品命名的有:麦光、白滑、冰翼、凝霜、澄心堂、仿澄心堂、金榜、画心、潞王、白鹿、卷帘、进札、殿札、玉版、白音、京帘、堂衣纸、表纸、青光纸、七色、于心、硾纸、栗纸、水纸等等。因加工不同命名的纸有:蜡黄经纸(又名粟笺)、碧云春树笺、龙凤印边三角内纸,印金团花、连四、卷棉纸、丈二匹纸、白棉纸等等。
由于宣州地区的纸质优良,元代在蜀地亦有仿制者。元代的《笺纸谱》上说:“近年又仿徽池法,作胜池纸”。
宋代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说:“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说明宋代在黟、歙一带,即宣州地区,生产很优良的纸,纸名凝霜、澄心。《笺纸谱》上也记载:“……徽纸、池纸、竹纸在蜀,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范公在镇二年,止用蜀纸,省公帑〔tang倘〕费甚多,且怪蜀诸司及州县缄牍,必用徽池纸。范公用蜀纸,重所轻也。蜀人事上,则不敢轻,所重矣此,以价大小言也。”范公指宋代文学家范成大,曾任四川制置使。当时徽池纸远销蜀地(今四川省),虽纸价高出当地近三倍,还是受到欢迎。蜀境地方官员为讨好上司,公函文书使用价贵的徽纸、池纸。从这条有趣的记载中,也可看出徽纸、池纸质地的精良。关于宣州地区所产纸品优良,宋代文学家王令在一首词中也大为称赞:“有钱莫买金,但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
宋代宣州地区造纸方法如此巧妙,在使用上也有奇举。《文房四谱》上记载:“今黟、歙中有人造纸衣段,可如大门阖〔he合〕许,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盖利其拒风于凝沍〔hu 互〕之际焉。”这是说纸衣可像门一样关开(穿脱),连士大夫阶层的人出远门都穿用,以抵御风寒。据说现今域外已有一次性纸衣出现,实际上,纸衣在我国“古已有之”了。
宋代宣州地区造纸技术确实高超,《文房四谱》上记载:黟、徽地区造纸,“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这是在说如何利用长船,制造超大型纸张。抄纸时,由一人击鼓,统一号令,数十人同步进行。因是超大超长型纸,焙干时不能上墙壁风干,而是用大型薰笼旋转焙干,这样可使纸的厚度均匀一致。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纸工是何等聪慧,制出了如此巨幅之纸。
元代造纸业的发展,特别是宣州地区(徽纸、池纸)造纸业的突出发展,已逐步在为真正宣纸的诞生,创造着必要条件。
元代著名农学家王桢,曾在宣州地区的旌德县任县尹,当时用木活字,以宣州地区所产的纸,印刷过该县县志。在他的《农书》中,对造纸的原料——楮树,也有过论述:“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
关于宣州地区出产的纸,元代一些文人也有吟颂。如元代文学家顾瑛的一首诗中就说:“荷君寄我黟川雪,犹带涟漪泻月声。”这是说当时黟县地方生产的纸,像雪色像月光一样的白洁。另一位元代文学家傅若金有“新安江水清见底,水边作纸明于水”的诗句,也是在说当时宣州地区的纸质优异, 已“明于水”了。
宋代宣州地区的纸,也大量用来刻印书籍。如南宋时,宣城刻印有谢眺〔tiao窕〕的《谢宣城集》,池州刻印有《尤袤〔mao冒〕文选》,徽州刻印有朱熹的《诗集传》、吕祖谦的《皇朝文鉴》和祝穆的《方舆胜览》等等。这说明宣州地区的纸,在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等方面,也发挥有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