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德莱弗斯。”那研究生说。他的实际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阿瑟并没有让这些想法烂在自己心里。“我想，因为我很强烈地流露出对定理的不耐烦和想学习真正的经济学的意图，所以惹恼了好几位教授。”他说。而且他知道并不是只有他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参加经济学会时时常能在会议室的过道上听到有类似的牢骚。
“很少。”
“在爱尔兰，服从权威的号召从来就不起作用。”
他无法不感到经济学理论过于简化了。不，他反对的并不是数学的严谨。他喜欢数学。在费时数年来学习电机工程和运筹学之后，他的数学功底要比他的大多数经济学同窗强得多。不，困扰他的是经济学的不可理喻的非现实性。计量经济学家们如此成功地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出何种反应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什么样的特定经济形势作出何种反应：他（或它）会正好把自己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
这个深刻的发现使他对想找到一个对人类生育问题的普遍的、决定性的理论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开始把生育问题看作是在特定的社会习俗、神话和道德惯例下形成的、具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的一个部分。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有不同的特有形式。“你可以在一个国家衡量像收入和生育这样的事，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发现既有可以用同种标准衡量的文化，也有完全不能用同种标准衡量的文化。它们是不同的特有形式。”所有的事都是相互缠结在一起的，没有一个谜是可以脱离开其它因素得到解答的。孩子的数量与社会的组成是有着相互关联的，社会的组成方式与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生育孩子的数目也有极大的关系。
1966 年，这同样的决心又引他跨过了爱尔兰海峡，来到了英格兰的兰卡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开始攻读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这门数学性非常强的研究生课程——这门工科课程基本上是一套计算技巧，计算如何让一个工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计算如何保持对一架遭到意外打击的战斗机的控制。“那时，英国的工业状况很糟糕。我想，也许我们能用科学重组工业，解决眼下的问题。”阿瑟说。
然而，他的另一部分天性却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自有美妙得令人窒息之处。新古典经济学知识作为一门绝妙的技艺，能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相提并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严格性、清晰性和准确性使得有着数学家天性的阿瑟无法不大为赞叹。而且他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前辈经济学家会那么热衷于它。在上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崭露头角时，经济学还处于十分糟糕的状况。他曾经听到过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在三十年代，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你可以让五个经济学家串在一个房间里而得出六种不同的结论。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他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长于观察，但在逻辑思辨上显得略微逊色。甚至即使他们的逻辑思维也很强，你仍然会发现他们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原来他们是从不同的、未经阐述的假设来探讨问题。所以在那些与政府政策或商业循环理论有关的重大问题上，都会爆发不同派系之间的学术论战。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掌握了数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少壮派。他们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决心要清除经济学的马厩牛圈，使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那样严格精确的一门科学。他们成就非凡，近乎达到了目的。取得了这一巨大成功的少壮派们——他们中间有斯坦福的肯尼思·埃罗、麻省理工的保尔·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柏克莱的杰拉德·德布诺（Gerard Debreu）、罗切斯特的特加林·库珀曼斯（Tialling Koopmans）和莱昂内尔·麦肯奇（Lionel McKenzie）——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伟大的老人，新的法典。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发现自己已经被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比欧洲工业问题还要混乱无章的研究课题，即第三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给吸引住了。
没过多久阿瑟就认识到，当他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时，他在学校里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掌握的漂亮的方程式和花哨的数学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很有限的工具。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洞察力，看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认识把他引向了经济学。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是在他就要离开麦肯锡去柏克莱之前。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美国老板乔治·陶切开车行驶在德国西部的鲁尔河谷，那是德国的工业中心。在行车途中，陶切开始谈起他们经手过的每个公司的历史——哪个公司把什么东西拥有了一百年，整件事是如何有机地、历史地发展起
他有兴趣吗？这是阿瑟一生的黄金机遇。他上一次去德国时，干的是一份每小时七十五美分的暑期蓝领工作，这次他又到了德国，才二十三岁，去指教巴斯夫（BASF）的董事会成员们如何解决石油部门和煤气部门的问题，或如何经营价值几亿美元的化肥公司。“我从中得知，最上层的管理其实就像最下层的管理一样简单。”他笑着说。
特有形式。阿瑟认识上的这一飞跃使他发现，特有形式的概念与他脑海里的某种东西产生了共鸣。他这一生一直都被特有形式所强烈诱惑。在飞机上，如果可以让他选择的话，他总是要坐在靠窗口的座位，这样他就可以从窗口看到飞机下面不断变化的景色。无论在哪里，他总是会看见同样的东西：石头、泥土、冰、云彩等等。这些东西会组合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地貌，也许会连绵伸延半个小时。“所以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有的地貌形式？为什么会有某种石头形状和蜿蜒而流的河流组成的特有地貌，而在半小时以后又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
阿瑟和麦克尼考合写了一份八十页的调查研究报告，发表于1978年，成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典之作——而且立刻遭到孟加拉国政府的禁止。（两位作者指出，孟加拉政府对首都之外的广大农村基本上失去控制，这片地区基本上是被封建教父们所控制的。这使首都达卡的上层深感恼火。）但无论如何，人口委员会派到叙利亚和科威特的其他调研人员回来后只证实和加强了他和麦克尼考的观点：从数量学和工程化的角度来探讨第三世界人口问题——人类会像机器一样对抽象的经济刺激做出反应的观点——至多只是个极其有限的方案。经济学，就像任何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可以告诉人们的那样，是与政治和文化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教训也许是很浅显的，但阿瑟说：“我却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懂得了它。”
其实，他并不想这么晚了再来重新改换门庭。在密执安大学，他已经修完了大部分运筹学的博士课程，剩下的只是完成博士论文了。每个博士候选人都得完成具有自己独创性研究的大部头博士论文，以证明他或她已经掌握了这门技巧。但阿瑟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写论文：加州大学坚持他必须在柏克莱住满三年，以符合读博士学位的年限要求。所以阿瑟被允许用他的富裕时间选修所有他能够上的经济学课程。
但现在他目之所及皆是各种特有形式。比如1977年，他离开了人口委员会，去了一个被称为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由美苏合作的智囊机构。这个机构是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作为缓和的象征而创建的。研究所坐落在距维也纳十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一座具有卢森堡玛利亚·特丽萨十八世纪建筑风格的华丽的“狩猎居”。阿瑟很快就弄清楚了，这里离泰若岭（Tyrole）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斜坡仅咫尺之遥。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求，股票市场永远不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能使阿瑟想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艾萨卡·牛顿完美运行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
1967 年，当他发现兰卡斯特大学的教授们全都愚蠢、堕落到令他难以忍受——“有一个爱尔兰人来我们系不错嘛，这给我们增加了点儿色彩。”阿瑟尽力模仿着乏味而势利眼的英国人的腔调说——他离开了那儿，去了美国安·阿泊的密执安大学。阿瑟说：“我一踏足美国就感到像回到了家。那是六十年代，那儿的人很开放，文化也很开放，美国的科学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美国，好像一切都是可能的。”
“你想去了解这些情况吗？”
来的。这对阿瑟来讲是一次新的发现。“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经济学。”如果他想了解这个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混乱无序的世界，如果他想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他就必须去学经济学。
德莱弗斯强化了阿瑟在麦肯锡所学到的知识，并给他提供了很有效用的经济学课程解毒剂。阿瑟说：“德莱弗斯相信直接深入到问题核心的做法。他教我一直简化问题，直到你认为你可以对付得了它为止，而不是一上来就解答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程式。他让你找出构成了这个问题的因素，找到关键所在，找到主要的部分和主要的解答办法。”德莱弗斯不会让他为了数学而陶醉在花哨漂亮的数学公式里。
但阿瑟相信，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更好的角度，或起码是更高明的角度：从“时间延宕”的角度来分析人口控制问题，这也是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他说：“问题在时间上，如果一个政府今天设法减少了出生率，那么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学校的大小和多少，二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劳动力，三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口，六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退休的人数。”从数学上说，这十分像试图控制远在太阳系之外的宇宙飞船，而指令需要几小时才能到达那儿；或像调节你的淋浴喷头的水温，在你调节喷头与热水淋到你身上之间有半分钟的延宕。如果你不把这段延宕的时间适当地计算在内，你就会被烫伤。
他说，正是爱尔兰人的反叛特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具有极为轻蔑知识分子的倾向。所以嘛，他自己当然就偏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事实上，他记得早在四岁时，在他远不知道何为科学家之前，就想当一个“科学家”了。只因为当一个科学家的想法有着妙不可言的诱惑力和神秘感。但是，如果年轻的布赖恩仅仅只有这样的想法，而没有这样的决心，也是当不成科学家的。他在学校读书时，从一开始学工程、物理和严格的数学起就投入了进去。1966年，他在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in Belfast）获得了机电工程专业的头等奖。他母亲说：“啊，我想你最终会在哪儿当个小教授的。”其实他母亲很为他感到骄傲。在这个家族里她这一辈的人当中还没有人读到过大学呢。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果你走进那儿的阿尔卑斯山山脉的村子里，你会看到那些装饰华丽的泰若岭式的屋顶、栏杆和阳台，屋顶上很有特色的沥青。很有特色的三角形拱顶和窗子上很有特色的百叶帘。但我没有把这看作是一幅很美的拼插玩具的图画，而是看到，这村子里没有一部分是无目的性的，没有一部分不是与其它部分相关的。房顶上刷上了沥青是为了冬天能在屋顶存住适量的雪以隔离严寒，伸延出阳台的三角形屋顶的椽檐是用来防止雪落到阳台上来的。所以我曾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些村庄自忖，这部分这样组成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部分那样组成是为了那样的目的，而所有这些部分都是互为关联的。”
但不幸的是，在安·阿泊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就是，那个地方不直接通向阿瑟喜爱的山和海。所以从1969年秋季开始，阿瑟转学到柏克莱做博士学位。为了获取支撑他读完学业的钱，他在转入柏克莱之前的夏天，向世界上最优秀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之一，麦肯锡公司（McKinsey）申请了一份暑期工作。
然而，叛逆的精神却仍然像是从空气中渗入了他的性格。“爱尔兰文化并不教你去领导，而是教你暗中破坏。”他说。看看爱尔兰人都崇拜些什么人：沃尔夫·托恩、罗伯特·埃米特、丹尼尔·奥康纳尔、佩德雷克·珀斯。“所有的爱尔兰英雄都是革命者。而最高形式的英雄主义是领导一个绝无希望取得胜利的革命，然后在你被绞死的前夜，在审判席上发表你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
使他受到震动，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的是他去纽约的一个小型智囊机构——人口委员会工作这件事。1974年，在他完成了博士学位，并在柏克莱的经济系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以后，就来到了这个人口委员会。就这个人口委员会的地理位置而言，它离第三世界未免过于遥远了：它在公园大道的一座大厦里，主席是约翰·洛克菲勒三世。但这个委员会确实认真地资助了对避孕、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等项目的研究。从阿瑟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这个委员会有一个尽可能地让研究人员从他们的办公桌前走出去，走到研究项目现场的政策。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阿瑟也一直在撰写关于运筹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他的导师、数学家斯图亚特·德莱弗斯（Stuart Dreyfus），是一个很出色的老师，而且是一个和他相同的人。阿瑟记得1969年他刚到柏克莱不久去德莱弗斯办公室做自我介绍时，碰到一个蓄着长发和胡子的研究生刚好从里面出来。阿瑟问他：“我在找德莱弗斯教授，你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当然，这个研究课题使他有机会来往于火奴鲁鲁东西方人口研究所从事研究，这对他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在那里还保留了一块冲浪板，可以随时去海边冲浪。但他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还是很认真的。那是七十年代初，人口问题正赫然耸立于世人面前。斯坦福的生物学家保罗·厄里奇（Paul Ehrlich）刚刚出版了他的启示性畅销书《人口炸弹》。
他说，给他留下了同样深刻印象的是，当他越过意大利边境到了多罗米克阿尔卑斯山脉这一侧时，村庄的风格就完全不是泰若岭式的了。没有一样你可以指出来是你在泰若岭见过的。仅仅是因为无数细节的改变，便组成了完全不同的整体。然而意大利的村民们和奥地利的村民们面对的基本上是同样的落雪的问题。“我多少次地想，两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但都具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
他的运气好得不可思议。阿瑟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他有多么幸运。人们你争我抢地想受雇于麦肯锡公司，而公司却看中了他的运筹学背景和他懂德语。他们需要派人到杜塞尔道夫分公司去工作，问他是否有兴趣。
于是他就这么做了。“但麦肯锡的经历却使我对经济学大为失望。在这里，完全没有在鲁尔河谷时那样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历史感。”他说。在柏克莱的教室里，经济学就像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学术生涯献给对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不顾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阿瑟说：“经济学如此重视数学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对我这个来自应用数学领域的人来说，定理是一个永久不变的数学真理的声明——而不是用许多公式来包装打扮对琐事的观察结果。”
阿瑟对德莱弗斯的指导心领神会。“他的方法既好也不好。”阿瑟有点伤心地说。如果他在后来把他的报酬递增率用厚厚的数学公式包装起来，也许更能使那些传统经济学家们接受。其实他的同事也都劝他这么做，可他就是不愿意。他说：“我想把它阐述得尽可能的平铺直叙、简练明了。”
第三世界那些曾经是殖民地的新独立国家正在为取得经济生存力而奋斗。西方经济学家们则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如何帮助这些国家的理论。那时，最普遍而标准的提议是强调经济决定论：为取得人口的最适条件，一个国家所要做的是给予它的人民适当的经济刺激，以控制他们的生育，这样他们就会自动地、理性地做合乎他们自己利益的事。特别是，许多经济学者提出，如果，或当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当然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成的——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然就会经历一个 “人口数量上的变迁”，他们会自动降低他们的生育能力，以与欧洲国家盛行的人口生育模式相匹配。
阿瑟说：“我们发现，孟加拉的可怕困境，是村民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导致的结果。”对任何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既然孩子很小就可以开始干活，尽可能地多生孩子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由于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寡妇，其亲戚和邻居很可能登门来把她的财产拿走。所以一个年轻的妻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尽可能多、尽可能早地生儿子，这样等到她老了的时候就有已经成年了的儿子来保护她。所以就有这样的话：“族长们、竭力抓住丈夫的女人们和农业社会——所有这些利益合起来造成了多生孩子阻碍发展的现象。”
委员会的主任会问：“布赖恩，你对孟加拉国的人口和发展知道多少？”
但麦肯锡不仅仅只是为他个人镀了一层金。麦肯锡基本上是个出售当代美国管理技术的公司（这个概念在1969年听起来并不像十五年后听起来那么奇怪）。阿瑟说：“当时欧洲公司的特点是，每个大公司都拥有上百个下属分支。他们甚至搞不清自己都拥有些什么。”阿瑟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深入到这一类混乱无序的问题之中去，获取形成这些问题的第一手资料。“麦肯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他们并不是在兜售理论，也不是在兜售什么时髦的玩艺儿。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完全卷入到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就生活于其中，切身地感受它。麦肯锡派出的班子通常会在一家公司一呆就是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研究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直到把其中的模式摸得一清二楚为止。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围坐到办公桌边，有人就会说：‘这事肯定会是这样的，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另一个人就会说：‘如果这事是这样的，那么那件事的结果肯定会是那样的。’然后我们就走出办公室去核对。也许一个地方分支的总经理会说：‘嗯，你们基本上是对的，但你们遗漏了这一点或那一点。’所以我们又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一次次地澄清问题，直到完全搞清楚为止。解决问题的答案便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产生了。”
另外，只要你想学经济学——阿瑟仍然决定要学——还有什么其它理论可供选择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喂，这儿是柏克莱，卡尔·马克思当然还是有跟随者的，但阿瑟不是其中之一。在阿瑟看来，能够被科学预测到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的阶级斗争进程这些玩艺儿明摆着是愚蠢的。不，就像某个赌徒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游戏也许是个骗局，但这是全城唯一的游戏。所以他只能继续修他的经济学课程，决心要掌握这个并不让他十分信服的理论工具。
他就是无法苟同这样的观点，即便自由经济妙不可言，亚当·斯密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而且公平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经在基本的经济模式上发展出了各种详尽的阐述，以涵盖诸如前景的不稳定性和财产继承这类的事。他们已经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适应于税收、垄断、国际贸易、就业、金融、货币政策——举凡经济学家们能想到的一切。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最根本的假设。经济学理论仍然无法描述出阿瑟在鲁尔河谷所见到的人类世界的混乱无序性和非理性——或者，像他每天都可以在柏克莱的大街上见到的那些情形。
布赖恩·阿瑟操着贝尔法斯特人特有的柔软的升调说，在贝尔法斯特，当你做为一个天主教徒长大以后，一种叛逆的精神自然而然地在你的性格中形成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确切地感到过被压迫。他父亲是个银行经理，他的家庭是个地道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亲身被卷入的唯一的一起宗派事件发生在一个下午，当他穿着教会学校的校服往家走的时候，一伙信基督教的男孩子向他扔砖头和石块。有一块砖头击中了他的前额。（当时前额上的血流进了他的双眼，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狠狠把那块砖头扔了回去。）可他并不认为基督教徒真的就是魔鬼。他的母亲就曾经是基督教徒，与他父亲结婚后改信天主教。他也从来没感到自己特别具有政治色彩。他的兴趣更倾向于思想和哲学。
1970年，阿瑟又回到了杜塞尔道夫，在麦肯锡公司度过了他的第二个夏天。他发现这次就像第一次一样吸引他。有时他想，他是不是应该一直与麦肯锡公司保持联系，等他毕业后来这里做一个最高档次的国际管理咨询专家，那他就可以过上非常豪华的生活了。
1973 年，阿瑟把他对人口问题的分析写进了他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这是一部充满了数学公式的大部头书，题目是：“动态规划在时间延宕控制理论中的应用” （DynamicProgramming as Applied to Time－Delayed ControlTheory）。“这是从一个很工程化的角度对人口问题的研究，里面尽是数字。”阿瑟不无后悔地回顾道。尽管他有在麦肯锡工作的经验，得到过德莱弗斯的指教，对过分数学化的经济学也有种种不耐烦，但他仍然首先感到把他引向运筹学研究的那种冲动：让我们用科学和数学来使这个社会理性地运转。 “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大多数人都抱有这种态度。他们是这个世纪的传教士，只是他们不是想把基督教带给异教徒，而是试图把经济发展带给第三世界。”
一个科学家的教育
在孟加拉国呆了六个星期以后，阿瑟和麦克尼考回到了美国，在消化了在孟加拉取得的信息和资料之后，他们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调查研究报告。阿瑟返美后落脚的第一站就是柏克莱，他到那里的经济系翻阅一些参考资料。他记得当他在经济系时，凑巧翻看了系里最新近的经济学课程表。那上面几乎还是他很久以前学的那些课程。“但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印象，好像我与经济学中心有过一段距离，经济学在我离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变化。然后我又明白了真相：经济学并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变化的是我自己。”他说。孟加拉之行以后，所有这些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掌握了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他眼里变得毫不相干了。“我突然感到一种全面的轻松。就像从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我再也不用非要相信新古典经济学了！我感到了一种极大的自由。”
孟加拉国之行对阿瑟来说是个学术上的分水岭。1975年，他和人口统计学者杰弗里·麦克尼考（GeoffreyMcNicoll）一起去了那里。澳大利亚人杰弗里·麦克尼考是他在柏克莱做研究生时的同学，但更重要的是，是他把阿瑟引入了人口委员会。他们搭乘了在一起政变后第一架被允许进入孟加拉境内的飞机到达了那里。飞机着陆的时候他们还能听见机关枪的扫射声。此后他们去了乡村。在那里，他们就像做调查访问的记者。“我们和村里的头人谈，和村里的妇女谈，和所有的人谈。我们不断地访问，想弄明白孟加拉国的农村社会是怎样运转的。”他们尤其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甚至在免费为村民们提供现代化的生育控制措施以后，农村的家庭仍要平均每家生七个孩子——而且村民们对他们的国家因为人口过多而经济停滞的情况似乎完全清楚。
所以，阿瑟在那个夏天以后，带着高涨的求知欲，奔赴柏克莱。在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宣称经济学正是他所想学的。
